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的春天，以一种近乎凶猛的速度，席卷了伏牛山南麓。去岁冬日的严寒与积雪仿佛一夜之间便被暖风和日渐炽烈的阳光驱散，化作无数道淙淙溪流，迫不及待地涌入新修的沟渠，滋润着大片裸露的、亟待耕种的土地。山谷中，去岁抢种的冬麦已抽出了细弱的穗子，在春风中泛起一片惹人怜惜的青黄。然而，与这自然节律的复苏相比，山谷内部那种人为的、喧嚣鼎沸的“生长”势头，却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曾经略显空旷的谷地，如今已被密密麻麻、依山就势搭建的窝棚、土屋、乃至少量新起的砖石建筑所填满。炊烟不再是从几十个、几百个烟囱中升起，而是成片成片地弥漫，在清晨和黄昏，几乎能形成一片低矮的、带着人间烟火气的薄雾。道路上终日人来人往，扛着农具的、推着独轮车的、挑着水桶的、赶着零星牛羊的……摩肩接踵，呼喝声、交谈声、孩童的哭闹声、牲畜的嘶鸣，混合着远处操练场隐约传来的口令与金鼓，交织成一片庞大、嘈杂却充满原始生机的交响。
阿禾已经连续数日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他眼窝深陷，脸色在油灯与炭火的熏烤下显得有些蜡黄，但眼神却因极度的专注和一种近乎亢奋的压力而异常明亮。他面前那张巨大的、用数张粗麻布拼接而成、挂在“议事堂”侧墙上的“南山户籍田亩总图”，早已被各种颜色的炭笔线条、符号与密密麻麻的小字填得几乎无处下笔。代表不同“居住区”的色块不断向外扩张，如同滴入水中的墨团，相互晕染、连接，最终将整个谷地及周边数个较大的山坳都囊括了进去。
他手中最新的汇总简册，墨迹未干。负责各处登记点的书吏，刚刚将过去十日的变动情况报送上来。阿禾的手指有些颤抖，在算筹上快速拨动着，口中念念有词，反复核对。最终，他停下动作，抬起头，望向坐在主位上同样面色凝重的陈冲，以及围坐在旁的赵破虏、石勇、青苇等核心成员。他的声音因干涩和激动而微微发颤：
“书佐，诸位，截至昨日……谷中在册人口，连同正户、预备屯户、及已通过查验登记、居于各临时安置区的新附之民，共计……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一口。已初步编定之户，两千一百零五户。”
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一口。
这个数字，如同一个无声的惊雷，在并不宽敞的议事堂内炸响。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知道“均田免赋”的吸引力巨大，知道每日都有数十上百新面孔被引入山中，但听到这个确切的、突破一万两千的数字，众人心中仍不免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与沉甸甸的压力。
赵破虏下意识地握紧了腰间的刀柄，仿佛这个数字本身便带着千钧重量。石勇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长长吐出一口浊气。青苇轻轻捂住了嘴，眼中既有成就感的微光，更有对未来的深深忧虑。
陈冲沉默着。他走到那幅巨大的“总图”前，目光缓缓扫过那些代表人口的密集标记与不断延伸的色块。一年前，这里还只有四千余人。半年前，刚刚突破五千。而如今，已然过万。这增长速度，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期，也远超这片山谷目前承载能力的极限。
“详细说说。”陈冲的声音平静，听不出太多情绪。
阿禾定了定神，翻开另一份简册：“人口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三大块。主谷核心区，居住最早的正户及部分匠户、吏员家眷，约四千余口；谷外东、西两处较大的山坳新营区，安置去年秋冬及今春新附之民，约五千余口；其余散居于各处较小的工棚区、垦殖点，约三千口。新增人口，八成以上为青壮年夫妇携家带口，余为孤身投奔之精壮劳力或少量手艺匠人。老弱比例，较去岁有所下降，但总数依旧可观。”
“田亩开垦情况，”阿禾继续道，“经去岁秋冬及今春抢垦，现有已播种之熟田、生田，总计约一万五千亩，较去岁秋翻了一番。然此一万五千亩，需供养一万二千余口，即便今岁风调雨顺，亩产有所恢复，人均占有粮田，仍不足一亩半。且新垦生田占大半，产出难以指望。粮食压力……前所未有。”
“管理更是混乱。”石勇忍不住插话，眉头拧成了疙瘩，“人太多了，也太杂。新来的不懂规矩，乱搭乱建，堵塞道路，争抢水源，小偷小摸、口角争斗每日不断。巡察队就那么百十号人，日夜不停，也管不过来。许多新附之民，连自己属哪个‘部’、该听谁管都搞不清。各‘部’部长、屯长也叫苦不迭，手下突然多了几百号生面孔，名字都认不全，如何管理？”
赵破虏也沉声道：“兵员扩充亦是难题。新附之民中，符合条件之青壮甚多，然良莠不齐，背景难查。若全数吸纳，恐军纪难肃，奸细易入。若精挑细选，耗时费力，且易引发不满。现有营房、训练场地，亦不敷使用。”
问题如山，堆积在眼前。人口过万，看似实力暴增，实则如同一头骤然吹胀的巨兽，内里筋骨未成，气血紊乱，稍有不慎，便有胀破、崩溃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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