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城的雪化干净那天，林月正站在阳台上数杨树上的芽苞。
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数到三十几个就乱了，又重新数。
阳光暖洋洋地照在她后背上，棉袄穿不住了，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两颗，露出里面那件母亲新织的毛衣，鹅黄色的，领口有一圈白色的花边，像一朵倒着开的花。
“月儿，进来试试校服。”母亲在客厅里喊。
校服。
林月从阳台上走进来，看到母亲手里提着一套深蓝色的衣服，上衣和裤子，还有一个同色系的帽子。
布料挺括，褶子还没熨开，折痕清清楚楚的，像一条条刚画上去的线。
母亲蹲下来，把上衣套在她身上，袖子卷了两折还是长了，又卷了一折，领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正好卡在脖子下面，不紧不松。
裤子更长了，裤腿堆在鞋面上，像两朵蓝色的云。
“大了点，”母亲直起身，退后两步，歪着头看，“等你长高一点就合身了。”
“那就等她长高了再穿嘛。”
奶奶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锅铲，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九月才开学，还有好几个月呢。”
母亲把校服脱下来，叠好，放回袋子里，“我就是先拿回来看看，不合适还能换。”
她把袋子放在衣柜上面，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过身看着林月，忽然笑了，“你穿上校服，还真像个学生了。”
林月不知道自己像个什么样的学生。
她只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一年级小学生了——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举手回答问题，跟同学一起做广播体操，在操场上跳绳、丢沙包、追逐打闹。
这些事情她上辈子都做过，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她以为已经忘了，现在想起来，那些画面又模模糊糊地浮上来了，像沉在水底的石头，水清了，就露出来了。
开学报到的日子定在八月三十一号。
铁城的八月尾巴已经有了秋天的意思，早晚凉飕飕的，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不行，穿长袖热，穿短袖冷，街上的人穿什么的都有，有穿羽绒服的，有穿短袖的，擦肩而过的时候互相看一眼，各自觉得对方有病。
林建国特意请了半天假，要送林月去学校。
母亲说“就这么几步路，不用送”，林建国说“孩子第一天上学，怎么着也得送送”。
母亲没再说什么，把林月的书包检查了一遍又一遍——铅笔削好了三支，橡皮擦装在文具盒的小格里，本子四个，垫板一个，水壶装满温水，纸巾一小包，全部齐了。
她合上书包，又拉开，又合上，又拉开，反复了好几次，最后才拉好拉链，放在门口的椅子上。
林月穿着那套改过的校服站在客厅里，母亲把裤腿又往上缝了一截，不拖地了，刚好到脚面。
上衣的袖子也改短了，露出一小截手腕，手腕上戴着一块粉色的电子表，是林建国前两天买的，说是“上学了就得有时间观念”。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深蓝色的校服，白衬衫的领子翻在外面，胸前印着学校的校徽，一个圆形的图案，中间写着“铁城一小”四个字。
铁城一小，光明小区往东走十五分钟，过两个路口就到。
林建国牵着她的手走在路上。
他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粗，骨节突出，但这次没有用力，只是轻轻地握着，像握着一件怕碎了的东西。
路上有很多跟他们一样的——大人牵着孩子，背着书包，往学校的方向走。
孩子们有的哭，有的笑，有的面无表情，有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被爷爷拖着走，两条腿在地上划拉着，嘴里喊着“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爷爷头都不回，拖得更快了。
林月的班主任姓孙，是个三十来岁的女老师，圆脸，短发，笑起来有个酒窝，说话的声音不大不小，听起来很舒服。
她站在教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个花名册，每来一个学生就打个勾。
“林月？”
她低头看着花名册，又抬头看了看林月，“你是一年级三班的。”
林月点了点头，走进教室。
教室不大，后面黑板上写着“欢迎新同学”五个字，粉笔字写得工工整整，旁边画了一些红花和气球。
课桌是深绿色的，桌面上刻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字和图案，不知道是哪个年级的学生留下的。
她找到自己的座位——第四排靠窗，桌面上贴着一张白色的标签纸，上面写着她的名字。
她坐下来，把书包放在桌肚里，双手叠放在桌面上，坐得笔直。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的校服上，把深蓝色照成了浅蓝色，把白衬衫照成了白得发亮。
她微微眯起眼睛，看着窗外。
窗外是一排老杨树，树冠在风中轻轻摇晃，叶子已经有些发黄了，边缘镶着一圈焦褐色，是铁城八月的阳光太烈、雨水太少，把叶子烤焦了。
杨树后面是一面砖墙，墙头上插着碎玻璃，阳光照在碎玻璃上，闪出几点刺眼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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