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十三年（975），夏六月。
自泰山封禅西归后，刘皇帝选择在开封歇脚，这一“歇”就是两年多了。而开封，又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汉事实上的首都，毕竟，朝廷的权力核心都在，所有的军政命令也都发自于汴宫。
这对于东西两京，自然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朝廷所在，往往带着巨大的经济需求，对于开封这样的商业城市而言，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
因此，在这两年间，开封的经济、文化又迎来了一次腾飞，甚至，带动了一波人口回流。当然，规模不像当初西迁洛阳时那么庞大。
当年，因为朝廷的搬迁，有不少士民工商，都追逐着权贵的脚步，向洛阳扎堆，也导致早早便突破百万人口的开封城，人口在几个月间，降低到不足八十万。
根据洛阳府原始而不完全的统计，在那场朝廷西迁中，有超过三十万的人口是随之填充到洛阳地区，也使得千年古都再度恢复了盛世王朝帝都过去的风采。
而这一回，民间的反应倒显得理性了些，没有望风而动，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刘皇帝又会选择回到洛阳。
到目前为止，大汉两京并重，但仍旧以洛阳为主，开封为辅，再加上搬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普通的士民工商，也没有跟着朝廷折腾的实力。
在过去的两年中，刘皇帝完全遵从了当初的反思，丝毫不折腾，安安稳稳待着，约束着自己，一切以稳定国内为前提，休养生息，持续发展。
效果自然是不错的，从开宝北伐之后，困扰了朝廷达六年的财政拮据，终于得到了缓解，这来源于大量商、盐铁、酒茶、丝布的税收进项。
当然，国内治安保持安定，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民间活力与日俱增，在这个大环境下，有事滋扰的，还得属诸边。
两广地区，在朝廷的强力支持下，当地官府进行了一场针对南粤时期遗留问题的整饬运动，持续了三年之久。
在钟谟、范旻、秦再雄、田钦祚等军政文武的主导下，大量南粤时期的官僚、豪强、地主遭到了清算。
前前后后，抄了数百家，逮捕了数千人，死了数万众，当然，上报到朝廷，只是一串串数字罢了。
这并不是一场致力于和谐稳定的政治出击，相反，因为朝廷强硬乃至粗暴的行动，引起了大量动乱。那一串串数字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感受到了地方的反弹，反抗地越激烈，朝廷镇压地也就更加不留情，因为这恰恰证明了朝廷的担忧，过去对两广的统治是不牢靠的。
有长达两年的时间，两广对外的交通断绝，在得到中枢授权之后，两广地区，关起门来，清扫庭院炉灶，两年之后，方才重新开门迎客。
当然，发生在两广的这场动乱，其声势并没闹起来，与当年的吴越大叛乱无法相比，同当初的川蜀之乱更难相提并论，从头到尾，都被限制地死死的，官府的准备太充分了，手段也足够强力。
相比之下，还是当地的蛮族，与那些“叛逆”份子勾结起来，造成了不小破坏，这也是当地驻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对于两广地区而言，这三年间，发生了一场社会性的大变革，沿袭于南粤时期的权力、财富结构，被大汉朝廷从外部彻底摧毁，那是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然而，真要说有什么变化，其实并没有。大量的旧官旧吏被打倒了，又有源源不断的新人接替，旧的地主豪强被清算了，新一批的势力也在重新酝酿，区别只在于，除了上层人士在吃肉喝汤之外，大量底层百姓也分到了一些残羹冷炙，比如土地。
但是，如果从加强朝廷对两广地区统治的角度来说，目标是达到了的，至少在过去的三年中，两广的行政效率空前提高，上情下达，没有丝毫滞涩与拖延，新的利益获得者，也更加靠近朝廷，更受掌控。
至少，朝堂诸公们是这样感觉的，刘皇帝也觉得此前笼罩在两广上空的那层迷雾消散了，仿佛见到了一片崭新的澄澈天地。
但不得不说的是，发生在岭南的动荡，对两广的打击异常巨大，尤其以广州府为中心的的经济发达地区，因为政治运动，导致经济上的严重衰退。
陆路上的商道被断绝了近两年，而大量走海路的外蕃、海商，也因为畏惧、迟疑，而选择过港不入，多走几百上千里，到福建、两浙去经商，无他，只因为那边更安定。
对于两广的实际情况，朝廷自然也有所了解，因此，当秦再雄于广西将最后一股敢于对抗的蛮叛消灭之后，对于整个岭南的恢复发展，也提上了日程。
就从人事调整开始，钟谟被调离广东，进京主管宣慰司，这个南臣，通过多年踏实肯干的忠臣表现，身上“降臣”的标签早就摘掉了，进京担任实权部司的一把手，也算一种盖棺定论式的肯定与接纳。
范旻留了下来，这个范质的儿子，确实是个干才，能治民，能平乱，官声口碑还不错，得知其表现，刘皇帝很是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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