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崇祯十七年的临近，各地官军呈现土崩瓦解之势，从前被追着到处跑的流贼，却是愈发的壮大起来。
一方面，崇祯皇帝怀着近乎荒唐可笑的想法，接连催促陕督孙传庭统军出关，寄希望于孙传庭和左良玉部摒弃前嫌，合围歼灭闯军。
看着朝廷催促的旨意，由最初半月一次，到现在的一日数次，孙传庭已知无法避免，想到了王争的话，长叹道：
“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大丈夫岂复能对狱吏乎！”
怀着渺茫的希望，孙传庭勉强上疏报告了出师的日期。
崇祯十五年下旬，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选择这个场所，自然是为了托庇于“武圣”之灵，借此激励全军士气，拼死一战。
典礼既毕，孙传庭即命总兵马爌、秦翼明随陕西巡抚冯师孔，取道商洛进河南南阳地区作为偏师，自己则统率白广恩、高杰、牛成虎三镇总兵，共十万人马，号称十五万大军东出潼关。
同时孙传庭以督师令，檄调河南总兵陈永福于洛阳会师，檄左良玉统兵西上，想要用最大的力量夹攻闯军。
可是在这个时候，驻扎在开封的河南总兵陈永福，早就成为山东军的开封府正兵副将，接到孙传庭的檄令后，陈永福没有留在手中，直接马不停蹄的报往历城。
很快历城方面就有了回应，不过只有轻飘飘的八个字：
“坐镇开封，不得寸动。”
王争早就知道这场战斗在历史上的输赢，孙传庭麾下的所谓各省精锐，除了那一万人都不到的秦军以外，其他不过是滥竽充数的兵痞，根本毫无战斗力。
再者说，山东军当时一门心思都在兵谏上，战兵出击后能自保尚且不错，根本没必要白花力气，去打这场必输的战斗。
更何况，王争其实打心底就不想让朝廷打赢这场战斗。
事实上，无论山东军在开封的兵力是否出动，孙传庭出关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官军中并不是铁板一块，想要立功归附闯军的大有人在，李自成早在年初的时候，就已得到陕西官军迟早都会出关的消息。
所以他放慢了北上的脚步，转而夺取空虚的河南和陕西大片土地，从这年的四五月间起，闯军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调兵，加强了已经占领地区的防务。
接着，李自成亲统闯军主力北上河南，集中力量在关外，准备迎敌孙传庭部出关。
这时，牛金星根据河南境内由于天灾人祸造成了赤地千里，大军所过，粮草问题不易解决的状况，决定采取诱官军深入的办法，建议李自成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地区。
至于从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除留下为数不多的巡逻部队以外，“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辎重”。
八月上旬，陕西官军在闯军的有意退避之下收复重镇洛阳，一时军心大振，不知怎的，闯军惧怕秦军的流言沸沸而起。
占领洛阳以后孙传庭按例向崇祯皇帝报捷，并且在折子里的态度近乎于恳求，建议朝廷不要急于冒进，一定要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以免造成孤军深入，难以为继的局面。
孙传庭的意思，是先以洛阳为基地，修复城堞，招徕流民，再学习山东军行之有效的方法，开屯田，储粮草，步步为营。
如此一来，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等到合适的时机再联合山东王争和湖广左良玉，共同进取中原。
可以料想，如果崇祯采纳了孙传庭的建议，并且大力支持，李自成几乎是必败无疑。
然崇祯复土心切，再加上诸多北直隶朝臣由于对孙传庭的不满而挑唆，最后崇祯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反而下旨催促孙传庭乘胜追击。
说起来也是，当时孙传庭带着朝廷中原五省最后的精锐，足有十余万兵马，每多耽误一天，朝廷就要拿出大量银两和辎重运送前线，早已干涸的财政根本是无法负担。
孙传庭终畏朝命，不敢逗留，还是领兵向南进发。
李自成见孙传庭部来势凶猛，便依着牛金星等人的计策故意示弱，只派出小部队稍加阻击，佯装战败，随即南撤，使得陕西官军轻易地打到宝丰县。
崇祯十五年十月八日，孙传庭兵至汝州，闯部都尉李养纯献城投降。
十月九日，官军抵宝丰城下，李自成任命的宝州牧陈可新、州判姜鲤据城抵御。
十二日晚，有缙绅二百余人不堪闯兵袭扰，相约防火，趁乱出城投降官军。
“宝丰城破，诸军蜂拥入，城中鼎沸，火光照若白昼。”
陈可新、姜鲤等均被陕西官军捕杀，总兵秦翼明等部亦于十二日夜收复唐县。
崇祯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官军进至郏县，忽闻一声炮响，早便埋伏好的闯兵蜂蛹杀出。
但是在左光先等秦将的奋勇冲击之下，闯兵初战失利，果毅将军谢君友被左光先入阵斩杀。
但这只是局部性的挫败，李自成率主力急撤，官军穷追不舍，孤军深入，不知不觉的距离后方供应大本营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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