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完全把人当做消耗用的工具。再举个例子，就比如缫丝厂，工人的手必须时常伸进滚水中，挑出蚕茧的线头。新工人第一天就会把手烫伤，之后一直都很难愈合，三五年之内，整个人就废掉了。为了避免出现当年烧厂再现，丝厂主大量使用倭国和高丽奴工。
他们这么做，看起来人工成本时低了许多。但我们的工人是努力的做事，而奴工则是被动无奈的做事，效率就不一样。还有机器，奴工操纵不了太高级的，而我们用的永远是最好的。这样一来，我们一个工人能抵其他地方五个人干的活，甚至是十人，二十人。所以细细算下来，关西工厂平均到每一匹棉布的人工成本，其实比江南丝厂的丝绸都低。”
“而且那些厂主最蠢的地方还不止这一点。他们大量使用奴工，这么做的结果，是原有的工人无事可做，而做事的工人又买不起出产的丝绸。”
“织造的买不起布料，种地的买不起粮食，不说仁义二字，就是以商论商，都是蠢事一件。”
“香精香料的买卖规模，永远比不上布帛生意，而布帛买卖又比不上盐，盐比不上粮食。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
种沐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
种师中不耐烦的敲了敲扶手，种朴则想了一想，抬起眼：“是因为使用的人多与少吧？”
种沐点头，“十七叔所言正是。正是需求多与寡，必要或不必要的差别。”
“越是不可或缺的买卖，规模就越是大。人不能不吃饭；盐也不能缺，只是比粮食需求要少；布帛当然也重要，但总比不得米麦和盐，至于香精香料，没了也死不了人。”
“京兆府斗米八十四文，从潼关运进来每斗也要七十五六文，还有各色税费，每斗还要再加三四文成本。米店真正能赚的，一斗米也就四五文的样子。可这一斗米看着是利薄，实际上做得大了，一年都能有几万贯的赚头。东面的福建人是怎么情况，诸位……呃，”种沐从笔记本的记录上抬起头，“两位叔父也许都知道，他们仗着手里每年出产的两千三百万石稻米，就把天下的粮价操控在手中，看着一直都是低价，仁义之名传布天下，却把粮食上的钱都赚了，比贵价卖的时候都赚。其他商货也是一般。按照冯东主的说法，市场越大，垄断市场就越有利益。”
饥荒时，富贵人家高价售粮，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收买农户手中土地，并不只是贪图那么一点粮食利润。只有城市中的粮商，才会只把心思放在利润上。
但不论这些人的相反如何，过去的做法又如何，自从福建商会崛起之后，他们就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了。
福建商会控制了南洋周边数以千百计的种植园，即使是在南洋有产业的雍秦商会成员，都把种植园产出的粮食交给福建商会代售。福建人由此控制了天下粮价，在他们的操纵下，开封府无论灾情如何，粮食永远不涨，而其他州县，粮价的波动也没有过去那么大了，这是福建商会的功德，博得了无数善名，同时他们也在其中赚到了更多。
以此为例证，冯从义的道理，外人也许还不明白，雍秦商会的成员只要听了，很快就都会明了了。
种朴只瞑目深思片刻，就点了点头，“有道理……继续说。”
种沐道：“只是商会辖下的工人，按去年的统计，足足有八十万人。”
“八十万？！”百无聊赖的种师中听到这个数字，都惊讶起来。
种朴在旁做证，“就有这么多。十九你不知道，我们家里的产业就有七八千工人了。”
种沐也道：“的确就有八十万，关西男丁的十分之一。”
凡是人数在超过两位数、基本实行了机械化的工厂，全都加入了雍秦商会，也就是说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雍秦商会的管理下。
仅仅是机械、钢铁、矿产等与日常生活联系不紧的重工业，就有二十余万工人。加上纺织、器皿制造等轻工业，总共吸纳了关西全境超过十分之一的成年男子。
听着种沐细算，种师中咋舌不已，“都比关西兵籍上的丁口多一倍了。”
种朴道：“赚钱的，肯定是要比花钱的多。”
“其他地方的工人其实也不少。徐州的工矿，最多的时候就有十五万人。江南丝厂的工人，也有二三十万。京师就不用说了，各种工厂加起来，至少十万人。但我们的八十万，全都是有钱的！这八十万人背后，就是至少五六十万户人家，两三百万人。”
种朴一拍桌子，明白了种沐想要说什么，“市场！”
种师中本是迷糊，但得到种朴提醒，也明白了过来，倒吸一口凉气，“两三百万买家！”
“按照会中统计，我们关陇地区的中等人家，每人每年的棉布用量在一匹半。如果这八十万工人买不起棉布，就等于每年少了近五百万匹的销量。在关西，包括陇右、关中，各色棉布的年销量可也只有不到两千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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