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信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致，忍心侮蔑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遗产。”
这段话摘自《中国之命运》，常凯申的本意是抹黑共党和民主人士，其中“某一学说”特指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然而，他连带着把五四以来的新青年全骂了，似乎只要学习了西洋文化的中国人，全是数典忘祖的混蛋，全是崇信西洋的走狗。
“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有损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
在这里，常凯申变成了歌颂赞扬五四运动，完全忘了自己对五四精神的贬低。他的逻辑是双重标准的逻辑，他说新文化运动是为了自强而学习西洋文化政治，共党和民主人士忘了这个出发点，变成了西洋文化奴隶。而国党和他蒋某人牢记出发点，所以能推翻北洋统治，变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在论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伦理道德的败坏时，老蒋列举租界中的各种丑恶现象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租界是娼赌盗匪的庇护所，把中国变得人人言利、不知廉耻，这种不良风气从租界扩展到全国，把恪守礼仪道德的淳朴勤劳的国人都教坏了。
常凯申还在书中攻击基督教，他认为儒家的孔孟之道能够稳定社会、教化民众、以德润万物，而基督教的传入则把中国人的道德从根基上摧毁。
似乎没有租界，中国就没有娼赌盗匪。似乎没有基督教，儒家思想就能让中国崇善遵礼。
从文化推及政治，常凯申用袁世凯称帝、曹锟颁布贿选宪法，来论证西方政论学说不适合中国实情。他认为任何西洋学说，都应该考虑中国的现状，不能一味照搬，而要结合中国本土情况进行调整完善。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常凯申是在非常隐晦地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都是渣渣，信奉西洋宪政的民主党派也是渣渣，信奉西方文化教育的还是渣渣——在中国应该搞独裁，在中国应该儒德治国。
以上这些，让周赫煊怎么帮他洗？
《中国之命运》一书，把国内外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教育界人士、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全得罪了。
所以有人把常凯申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称之为“义和团思想”。就跟当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样，洋人的东西都是垃圾，洋油、洋火、洋灯、洋布都是秽物，似乎只要灭了洋妖，中国马上就能复兴强大。
至于中国近代为什么会落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什么会导致国势衰落，老蒋把责任一股脑儿的推给满清政府。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被满清给歪曲了，只要纠正了满清的错误，中国就能依靠自己固有的文化发展起来。
这种观点很能迷惑人，但他全然忘了满清的文化制度沿袭自明朝，儒家思想早在宋朝就被歪曲得没边儿了。
汉武帝那会儿独尊儒术，就已经把儒家歪曲了一回，儒家早就是融合诸子百家思想之大成的杂家，只不过披着儒家的皮而已。就算要恢复儒家传统，也应该恢复汉儒，大一统、大复仇，不要怂就是刚，而不是被老蒋推崇至极的明儒。
在周赫煊看来，常凯申出版《中国之命运》，无非是要加强文化宣传，为反对共党和民主宪政派定下基调。但他的打击面太广了，不知道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居然站出来大吼：“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通通都是垃圾！”
最扯淡的，老蒋在书中攻击教育西化是什么鬼？就算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某些教授惹了你，也没必要对准所有教育界人士开火啊。
周赫煊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也被骂了，而且是在学术、思想、教育等多个方面被骂。
事实上，常凯申只是非常明确的骂了满清、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民主党派和共党，其他都是顺带一提而已，或许真没有骂尽天下的恶意。但他的思想理论太模糊，论证过程也太模糊，地图炮开得太多，导致所有读者都感觉自己被骂了——包括常凯申和他的老婆宋美龄都在被骂范围中。
正所谓，老子发疯起来，连自己都骂！
在《中国之命运》遭到读者厌恶的时候，在《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前一个月，中国还爆发了一场东方斯大林格勒战役——石牌保卫战。
就是当初工程款被贪墨克扣，用竹竿和石灰来修筑江防，冯玉祥闻讯把主事官枪毙法办那个石牌。
5月25日，日军10万兵力进攻石牌要塞，中国方面陆续投入15万兵力固守。
石牌位于三峡地段，是入川的必经之地。一旦日军攻克石牌，四川再无险要堡垒可守，日本军舰可以非常轻松的逆流而上，陪都重庆也将遭受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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