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高景飞提供的新思路和新花样，大明皇帝的皇店一时间成为了十七世纪的大明国内最火热的新潮流，无论是皇店里流传出来的新样式布匹，还是各种没见过的器具、用物，都成为达官贵人和富豪之家们所追捧的时尚。
尤其是这些皇家督造的物件还是流传于市的商品，而不是以往那种皇帝御赐之物不能买卖交易，这就更让有钱人们无所顾忌。
即使不愿意透露家底的官员贵族和那些豪商们，也都可以派代理人去代为购买，于是短短数月下来，新皇店就已经为天启皇帝的内帑里增加了数十万两的白银收益。
而经由高景飞的另一个提议，由魏忠贤亲自督办，命宝泉局将内帑的金银都铸造为金银币样式，用来作为皇帝赏赐臣民和内宫的银钱。
因为这批金银币的样式精美、大小币种齐全使用也方便，尤其银两是明中后期民间主要流通的非官方货币，新的银币不必如同过去一样用银两找零还需裁剪，又有防盗措施，因此很快这种银币就得到了民间的追捧，更有官员上书请求皇帝让户部将国库存银也铸造为银币，作为大明官府币种发行流通。
毕竟这玩意儿可不是废纸一样的宝钞，而是货真价实的金银，而且含银量都在八成五以上，比很多民间七成甚至六成的劣质银两更加保值。
天启皇帝心中自然是乐意的，不过还是装作不情愿的经过臣子几次上书之后才勉强同意。登基几年下来他也算明白了这些文官们的尿性，上赶着不是买卖，答应的太痛快了，这帮大头巾反而会疑神疑鬼，然后就是第二天便转变态度。
而只要自己表现的不那么愿意，在争取皇帝同意之后，这帮文官反而会尽快的将事情敲定下来，生怕皇帝会反悔一样。
等到内帑与国库里的存银都铸造为银币之后，光是这几批加起来数百万两白银的造币利润，皇帝就又得到了二十几万的收益，跟皇店买卖赚的银子加在一起，收入已经高达百万两。
这还是区区数月不到半年的收益啊，这个数量是以往皇店整年收益的接近十倍。皇帝命厂卫受的矿税商税虽然比这个数目多，但这却是意外之财，而且还能细水长流，怎么能不让皇帝主仆高兴？
其实倒不是皇店不赚钱，而是原本的皇店有一帮内侍上下其手，再加上货物不算特别紧俏，所以当然收益就低了。
但是经过高景飞的指点，商品卖出了高价，再加上以魏忠贤为首的太监少监们这段时间都在盯着新皇店，十分关注新产品的收益问题，所以就没有多少人敢过分的捞钱，变相的皇帝的收益自然也就高了。
天启五年下半年这几个月时间里，高景飞除了指点皇帝与魏忠贤赚钱之外，在八月前还去了一趟辽东，随行的还有皇帝派来的传旨太监与锦衣卫护卫。
这一趟明面上是皇帝犒赏辽东军卒，毕竟皇帝赚钱了，也就大方起来，直接发三十万银币的内帑，而且不将钱粮交由文官或者军将，而是采用了高景飞的建议直接发给辽东驻守的士卒们。
此举虽然让一众官员心里有着怨气，但却得到了全体士卒的大肆赞扬。
毕竟以往军饷到了他们手里，起码要被克扣五成以上，这都比九边其它地区的士卒好的多了。
也就是战时的辽东方面能够给足钱粮，但这个给足也只是字面意义上的，最多是七成而已，毕竟军饷从户部发出，经由兵部下发的时候，就已经被揩了两次油了。
能够有七成，多半还是上面大佬们发了话，让下面收敛一些的关系。
而即便是内阁首辅，也不敢让下面的人不揩油，不然可就犯了众怒呢！
当然促使皇帝派侍者劳军并不是高景飞的主要目的，因为朱由校与魏忠贤对他已经极为信任，这不光是他能给皇帝搞钱，更是因为他赠予皇帝的法器在这段时间先后为皇帝揪出了三个试图下毒的太医和内侍，可以说是挽救了皇帝的性命的关系。
所以一听高景飞说掐算到辽东方面有变，皇帝当即便赐下了金牌令箭，还有便宜行事的圣旨，虽然只是皇帝的中旨，并无内阁的签押，但想来以孙承宗和皇帝的关系，应该不会不遵从。
而有了辽东最高文武首领的孙督师的认可，高景飞觉得自己就可以仗着皇帝的命令进行他的部署。
整个七月下旬，高景飞在辽东都没有做任何涉及军政的事情，只是见不得民夫辛苦，便主动运用法术帮助孙承宗修筑了各处防线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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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高景飞指土为墙、化泥为石的神奇法术相助，原本就不俗的辽东大小凌河和各城池堡垒的防线，此时变得比历史上坚固强大了至少十倍。
平均城墙高度、厚度与城墙周长都远超历史上的记载，毕竟高景飞的艮部禁法调用土石就如同小孩子堆沙堡、玩泥巴一样的轻松如意，扩建一座城池也不过是几个时辰的问题，时间还大多花在了设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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