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对于国家制度的设计多借鉴前朝，从而规避一些陋习。
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在宋、元两国。
元朝自不必提，蒙古人败在治国过宽，属于粗放式的管理，只要收够钱，民间事物大小一律交给土豪劣绅，甚至实行包税制。
这种情况下，穷者无立锥之地，富者阡陌相连，民不聊生。
所以明朝就以严治之，恢复到了宋时的封建管理。
在宋朝方面，明朝上下得出的结论是，宋人骨子太软，岁币求和，一步退，步步退，最后退无可退，只能亡国。
所以，骨气就得到了重视。
表现就在于文官们以廷杖为荣，骨头越硬越受到官场的重视，相当于功勋。
土木堡之变，哪怕皇帝被俘，也拒绝议和；明末崇祯朝，议和的陈新甲被杀。
一味的硬气，失去了柔和，表面上很解气，实际上却错失了良机。
一张一弛，才是王道。
为了培养士子的傲骨，也是为了收买人心，大明实行优待士人的国策。
太祖高皇帝免掉了所有现任官员的徭役；嘉靖二十四年的《优免则例》规定，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到了万历三十八年的《优免新例》又规定，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税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免田税八十亩。
也就是说，在万历三十八年以前，普通的秀才举人，在法律上根本无法无限制免税，只是免税两石罢了。
后来一步步地得寸进尺，进而优免范围扩大化。
毕竟普通人，谁会去看《大明律》？
多占，多吃，才是王道。
地方的衙役们，也不敢得罪举人秀才，只能任其免税，将剩下的赋税摊派到其他的百姓身上，欺负老实人成了共识。
到了张居正时期，一条鞭法就来了。
严格按照大明律来征税，从士绅嘴里抠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所以人亡政息，就不可避免了。
难道万历皇帝不知道一条鞭法的好处嘛？
他当然知道，但同样他明白，张居正去世后，大明朝廷之中已经没有这样的执行者。
换句话来说，万历朝的文武们，已经腐朽，再好的法律，对于他们而言只是法律而已，根本就无法执行。
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就像当年曹丕的九品中正制一样，不得不进行妥协，从而饮鸩止渴。
可惜，殊不知这玩意越是纵容，死得就越快。
万历三十八年的条例颁布后，士绅更是无所顾忌，土地兼并反而愈演愈烈，投献之风竟然成了主流。
当然这也怪不得万历皇帝，无论从汉唐，还是宋元，无论是豪强，还是士绅，他们作为与皇帝共天下的一部分，免税免徭役的权益实行上千年。
明初管得太多，束缚得越紧，后期就越容易崩开。
一如清朝，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在雍正年间施行，到了乾隆朝就被废止。
原因一般无二，没有酷吏来执行，且对江山稳固不利。
就像是直播一样，收割的都是普通人的钱，公会和大哥钱你还想揽去？不要命了？
当然，明朝的制度设计优点也挺多的，地方分权、中央集权，没有外戚、藩镇、宦官之祸，需要打的补丁很少。
朱谊汐来自于后世，自然明白清承明制，改易不多，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多见的。
宋跟唐，元和宋之间，制度上可谓是天差地别。
「最大的补丁，一在金融，二在赋税，三在军制。」
朱谊汐摇头晃脑：「军制已改，金融已变，唯独赋税，只是增加了商税，对于原本的农税征收，倒是改易不多。」
他食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大脑飞速的在运转。
在登基之前，以及登基之后的几年间，对于明末时期的土地兼并，以及士绅阶级的瞒报，少报，投献等，他是持默认态度的。
没办法，首要目标就是为了驱逐建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忍耐。
减少建立王朝的阻力，从而更快的统治天下。
如果像那些里的主角一样，从微末起，就搞什么改革，士绅一体纳粮，这不亚于把读书人推出统治体系。
到时候此消彼长，敌人第一时间拥抱了士绅豪强，你就完犊子了。
打天下，无非是朋友多多，敌人少少，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的人都要积极的纳入。
秋后算账这种事，干起来不爽吗？
在皇帝的桌面上，巡按北方九省的监察御史们，给他递交起了一张满意的答卷。
一年时间，被拿下的知县、知府等掌印官，超过了百人，佐贰官，吏员，更是数以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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