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娜的案例报告继续在《医学》上动态更新。
三博研究所收到一封律师函，发函方是美国一家大型医疗集团，旗下拥有数十家癌症筛查中心和很多家肿瘤专科医院。
函件措辞礼貌而冰冷，指出杨平团队发布的“未经充分验证的预防方案”，可能导致高风险患者延误标准预防性手术，构成“潜在医疗风险”，要求三博研究所“撤销动态更新的论文”，并且发文消除对公众的误导。
宋子墨将函件放在杨平桌上，“肿瘤治疗是他们的重要业务，艾琳娜的成功如果被复制，这块业务可能会萎缩。”
杨平扫了一眼函件：“不用理他们，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呢？我们在研究所官网上做出申明，我们所有公开发表已经明确标注研究性质，患者艾琳娜·沃尔科娃是在完全知情同意下参与实验，以后对任何法律上的质疑将不做任何回复与关注。”
紧接着，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专业分析”：有肿瘤学者撰文，详细计算了单案例成功的概率，结论是“即使完全无效的方案，也有一定概率在单个患者身上观察到看似积极的结果”；有患者权益组织发声，一方面赞扬新选择，另一方面担忧“这会不会让保险公司拒绝报销标准药物治疗及手术，强迫患者选择更便宜但未经验证的新方法”；还有阴谋论者将《黄帝内经》热潮联系起来，宣称“这一切都是东方神秘主义对西方理性医学的渗透”。
而在学术界，裂痕同样开始产生。
国际肿瘤协会发表声明，肯定杨平团队工作的“创新性”，但强调“目前对于癌前病变，预防性手术仍是当前唯一被大规模证据支持的可降低死亡率的干预措施”，呼吁“开展严谨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之前，不应改变临床实践”。
但另一方面，超过一百位肿瘤研究者联署公开信，发表于《科学》杂志网站。
信中写道：“艾琳娜案例的重要性不在于它证明了某种疗法的有效性，而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医学模式的可能性，基于系统调节而非对抗、器官切除等策略，它不仅可以用于治疗，还可以用于预防，将治疗与预防形成一体。这种医学模式转换的潜在价值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有伦理责任加速其验证，而不是用陈旧的方法论缓慢拖延。”
杨平没有参与公开辩论，他依旧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关于K疗法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扩大。
由宋子墨负责启动新的研究计划，这是针对林奇综合征携带者的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的设计。他们需要确定纳入标准、干预方案、对照设置、终点指标。与传统试验不同，他们不仅要评估癌症发生率这种硬终点，还要设计一套系统健康状态的复合指标：TIM表达谱稳定性、免疫微环境特征、代谢组学轨迹、甚至患者报告的生活质量与功能状态。
目前来说，林奇综合征患者是最好的癌前研究案例，因为杨平有能力设计出针对他的K因子。
唐顺负责深入挖掘艾琳娜案例的机制。他们研究艾琳娜持续监测的所有数据：每周的血液多组学、每月的粪便微生物组、每日的可穿戴设备记录，心率变异性、睡眠结构、活动量，等等。
他们需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调节信号是如何在全身产生连锁反应的？从TIM结合，到结肠腺瘤消退，这中间有多少条传递路径？是否存在一个系统协调性的主控节点？”
杨平亲自负责探索更根本的问题：如果“系统调节”的假说成立，那么对于没有明确遗传缺陷、但处于亚健康或慢性病状态的人群，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调节干预”可能？
西医擅长定义疾病，中医擅长描述失衡。
但在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灰色地带，比如长期疲劳、代谢指标临界异常、慢性轻度炎症、年龄相关的功能减退。这些状态尚未构成疾病，但已偏离健康。传统医学要么等待疾病发生再干预，要么给予笼统的生活方式建议。如果我们能用系统调节的方法，精准地将这些状态调回健康轨道呢？
这些与肿瘤无关，但是从“调节”理论的本质来看，它们是一样的。
而且这种轻微的失衡是研究调节理论的最佳案例。
杨平调出一组数据：来自三博研究所体检中心的十万份年度体检资料，其中标记为“亚健康”状态的占38%。对这些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亚健康人群的血液免疫细胞亚群分布、炎症因子谱、代谢小分子谱，与健康人群存在显着但微妙的差异。
这些差异不是随机的，它们呈现出几种特定的偏离模式。比如代谢惰性模式、免疫低度激活模式、神经内分泌张力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可能对应着一套特定的系统状态逻辑。
陆小路对杨平的扩大研究范围，提出疑问：“教授，我们连癌症的调节都还没完全搞明白，就要扩展到亚健康？这是不是太激进了？”
杨平思考问题的深度明显超过他们很多，因为要做到调节，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对这种疾病的基础研究已经存在一些零散的原理性的成果可以应用，否则要从头去研究这些机制，然后将机制连接打通构成系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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