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很美好，”霍顿不为所动，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您如何证明，您引导的方向是‘更稳定’而不是‘更脆弱’？乐乐今天好转了，但五年后、十年后呢？这种复杂的多系统干预，会不会埋下我们尚未知晓的长期风险？”
问题更加深入，触及了医学中最根本的困境——时间的考验。
“我们无法证明。”唐顺的回答让会议室一阵骚动，几位代表交换了惊讶的眼神，“正如我们无法证明任何长期用药绝对安全。医学本质上是在不确定中决策。我们能做的，是建立更精细的监测体系，对患者进行终身随访，公开所有数据，包括失败的。”
他调出一张表格，显示了目前正在进行的长期随访项目。“针对这个病例，传统治疗方案连几天的稳定都做不到，为什么要苛求一个新的疗法五年、十年、甚至更加稳定？实事求是地说，一个新方案是否进步，我们需要将它与旧方法放在同一个基准线上比较，而不是旧方法什么都做不到，而要求新方法什么都做到完美。”
这段话直白而有力，霍顿一时答不上话，脸色铁青。会议室里响起了低低的议论声，不同语言的交谈在耳机中混杂。
唐顺没有等待霍顿的回应，继续调出另一组数据：“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做长期随访。您看这是乐乐的随访数据，我们追踪了超过三百个生物标志物，建立了每个人独有的‘健康基线轨迹’。当他们的系统偏离这条轨迹时，我们能更早发现，更早干预。”
曼因斯坦教授适时接过话头：“这正是我们需要建立联盟的原因。系统医学不是某个团队或国家的专利，它需要全球协作，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安全规范和伦理框架。否则，就会重蹈三国事件的覆辙。”
霍顿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当他再次开口时，语气有所缓和，但立场依旧坚定：“我理解你们的愿景，但医学进步需要谨慎。一个过于激进的理论，如果被过早、过广地推广，可能造成的伤害将远超好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想想基因疗法的早期失败，或者某些靶向药物的意外副作用。”
“所以我们需要‘分级实施认证体系’。”唐顺打开提案的最后一章，这是他与团队准备了数月的成果，“不是所有医生都能实施完整的系统调节方案。初级认证者只能进行基础监测和简单干预；高级认证需要完成两年培训，并通过真实病例考核。联盟将提供开源的教育平台和决策支持工具，但每个实施者对患者的决策责任是独立的、清晰的。”
屏幕上展示了详细的认证流程图：从在线课程到模拟训练，从临床实习到独立执业评估，整个过程需要至少1500小时的专门学习。“我们不是在倡导一种人人可用的简单疗法，而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医学专业，就像心脏病学或神经外科一样需要专门训练。”
会议持续了七个小时，中间只有短暂的午餐休息。辩论从理论层面延伸到实践细节，从伦理考量扩展到经济影响。
当安德森博士宣布第一天会议结束时，窗外的日内瓦湖已笼罩在暮色中。远处的勃朗峰在夕阳下染上金色，湖面上的游船亮起了灯，构成一幅宁静的画面。
“第一天还算顺利。”曼因斯坦和唐顺并肩走向酒店，两人的影子在日内瓦整洁的人行道上拉得很长，“霍顿的问题很尖锐，但至少是在学术框架内讨论。没有个人攻击，没有政治化言论，这是好迹象。”
唐顺却眉头微皱，他放慢脚步，“太顺利了。霍顿这样的人，不会只满足于提几个问题。他的每个问题都经过精心设计，表面上是学术讨论，实际上在引导对话走向对他有利的方向。”
“你是说他在试探我们的弱点？”曼因斯坦若有所思。
“不止是试探。”唐顺摇摇头，“更像是在收集素材。你注意到他助理一直在记录吗？不是会议纪要，而是针对性的笔记。他们在准备什么。”
曼因斯坦的脸色凝重起来：“你是对的，我太专注于辩论本身，忽略了这些细节。”
两人走进酒店大堂，水晶吊灯的光芒温暖而明亮，却无法驱散他们心头的阴影。唐顺的预感在当晚得到验证，而且来得比预期更快、更猛烈。
晚上九点，曼因斯坦教授房间的电话急促响起。是他的研究助理从柏林打来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焦急：“教授，您需要立即查看《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网站。他们今天上线一篇社论，标题是《系统医学：新瓶装旧酒还是危险激进行为？》，作者是霍顿和另外三位重量级学者。”
曼因斯坦迅速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酒店的高速网络。文章已经登上网站首页，配图是一张人体系统的复杂网络图，但被特意处理成混乱的线条交织，视觉上就传递出“过度复杂、难以控制”的暗示，文章内容犀利而系统。
“他们甚至没有等待会议结束。”曼因斯坦的声音低沉，“这是计划好的同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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