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的秋天像一幅褪色的油画，金黄色的银杏叶铺满斯卡拉歌剧院前的广场。卡洛塔站在台阶上，看着人群散去，手中紧握着那本写满中文注释的琴谱。伊万的话还在她耳边回响——“对这个世界心存感恩和善意”，这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内心信念。
她转身看向父亲，奥古斯都·巴尔贝里尼正与几位贵族朋友寒暄，银灰色的头发在夕阳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父亲，“卡洛塔走过去，声音轻柔但坚定，“我想去中国。”
奥古斯都停止了交谈，看着女儿。她的眼睛清澈如初，但深处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贵族的矜持，不是艺术家的敏感，是一种历经灾难后锻造出的、近乎坚韧的温柔。
卡洛塔继续说：“伊万教授建议我，用另一种方式感谢杨教授，不是面对面的鞠躬，不是基金会以他命名，是……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设立救助贫困烧伤患者的基金，用我的故事鼓励他们，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在精神上支持他们。”
她顿了顿：“我可以做巡回演出，以烧伤为主题，唤起社会对烧伤患者的关注。我可以在舞台上弹琴，然后讲述我的故事，不是作为巴尔贝里尼家族的公主，是作为曾经面目全非、被认为再也无法弹琴的人。”
奥古斯都沉默了很久。他想起火灾后的那些日子，女儿在病房里拒绝见任何人，拒绝照镜子，拒绝活下去。现在，她主动要求回到那种痛苦中，不是为了自怜，是为了拯救其他人。
“你需要什么？”他终于问。
“您的支持，“卡洛塔说，“不是金钱，我知道家族会提供，是您的理解。这可能意味着我不再只是'钢琴家卡洛塔'，而是'烧伤幸存者卡洛塔'。这可能意味着某些高雅的场合不再邀请我，某些贵族的聚会觉得我不够'完美'。”
奥古斯都伸出手，握住女儿的手，那双曾经畸形、挛缩的手，现在温暖而有力。
“巴尔贝里尼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我们经历过战争、瘟疫、政治动荡，每一次都靠的不是血统的纯洁，是面对灾难时的坚持，你去中国，去做这件事，是家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三个月后，南都的冬天。
卡洛塔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没有随从，没有媒体，只有一个简单的行李箱和一本厚厚的计划书。
她首先找到三博医院整形外科，兰主任已经知道她要来，伊万提前打了招呼。但卡洛塔没有要求特殊待遇，她要求从最基本的开始，了解中国的烧伤医疗现状，了解贫困患者面临的困境，了解一个基金真正能帮助什么。
兰主任在会议室里向她展示数据：“中国的烧伤发病率，每年约有上千万人次，其中严重烧伤需要手术干预的约五十万。但整形外科资源高度集中，像三博这样的顶尖科室，每年只能接收三千例左右。更多的患者，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有关治疗费用呢？”卡洛塔问。
“严重烧伤的治疗，从急救到康复，平均费用在二十到五十万人民币。对于普通家庭，这是毁灭性的。很多患者家属在治疗中途放弃，不是因为希望渺茫，是因为无力承担。”
卡洛塔记录着，每一个数字都像一根针，刺入她曾经历过的恐惧。她想起自己的火灾，想起父亲毫不犹豫地说“用最好的医生，不管费用”，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
“我能做什么被？”她问。
兰主任看着她，这个年轻的意大利贵族，有着与她的身份不符的谦逊和决心：“您可以帮我们筛选患者，三博每年接收的病例中，约有百分之三十符合'功能性重建'标准，但无力支付费用，我们可以提供技术，但需要基金来覆盖他们的材料费、住院费、康复费，以及治疗期间的必要生活费。“
“筛选的标准是什么？”
“优先儿童，优先功能性障碍影响生存质量的，优先有明确康复意愿和能力的。”兰主任顿了顿。
卡洛塔点点头。
基金会的成立比预期的复杂。中国的慈善法规、外汇管理、医疗机构合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耐心和细致。卡洛塔在酒店长住，每天步行去三博医院，晚上回到酒店处理邮件和文件。她学会了使用中国的办公软件，学会了与不同部门沟通，甚至掌握了基础的中文日常用语。
“你不必亲自做这些，”奥古斯都通过视频说，“我们可以聘请专业的慈善管理团队。”
“不，父亲，”卡洛塔摇头，“我必须亲自做，每一个我帮助的人，我必须知道他的名字，他的故事，他的烧伤是怎么发生的，是否真的需要帮助。否则，这只是巴尔贝里尼家族的公关项目，不是卡洛塔的承诺。”
她给自己定下规矩：慈善基金启动初始阶段，每一个基金资助的患者，她必须亲自见面；每一台重大手术，她必须在场，不是作为旁观者，是作为精神支持者；每一个康复出院的患者，她必须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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