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杨烜提前来到学堂视察，校长何寅只得匆匆结束课程，前去迎接杨烜。
何寅是广东肇庆人，也是海军司令陆雨晨的好友。他年轻时曾在南洋师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肇庆之战时追随杨烜，是个非常难得的西学人才。
副校长正陪着杨烜，在会议室里讲解新修改的学堂章程。大学堂已经创建了大半年时间，遇到了不少矛盾问题。这次修改章程，就是想解决这些矛盾问题，进一步推动大学堂的发展。
何寅来时，杨烜已经基本审定了新的学堂章程。何寅便简要介绍了此次学堂改革所遵循的原则：
一、实施集体民主。
校长由大元帅提名，经教授委员会批准，方得上任。教授委员会顾名思义，委员均从各学科教授中评选，员额不定，在十几人不等。教授委员会主任，由校长兼任。
但凡人事任命、教授选聘、学位授予、学科增减、经费开支等大事，都由教授委员会集体决定。
校董会主要负责一般性行政事务，接受教授委员会领导。
二、建立学位认证、教授评议制度。
暨南大学堂设立文、理、工、法、医、农六个学院，学制三年。
学生毕业时，需提交一篇论文，经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通过后，方得授予相应的学位。
实行导师负责制，每个教授都负责帮带若干个学生，每个学生都有对应的导师。
教授的选聘、晋升由教授委员会自主决定，其他人不得干预。
每个教授需定期接受教授委员会的考核、稽查，督促教授们尽心用命，及时清理滥竽充数之徒。
不难看出，新修改的章程变动很大，极大的提高了教授的地位。何寅本来有些忐忑，担心杨烜不会批准新章程。
但杨烜深知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如今科技日新月异，洋人的科技又已遥遥领先。华夏想要后来居上，必须尊崇学术科技，大幅提高教授的地位。
杨烜爽快地说道：“学术自由本就是大学的应有之义。大学堂要修改章程，我完全同意。不过，我也有一些建议，供何校长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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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堂是军政府治下唯一一所综合大学，今后将长期作为军政府最高学府。因此，你们要着眼长远，开展理论性、基础性、前沿性研究。
“譬如，西方已经开始研究应用石油、橡胶、电力等新技术。虽然暨南大学堂偏居广西内陆，也应未雨绸缪，开展相应的研究。”
杨烜同意学校由教授自治，何寅自然要投桃报李，说道：“大元帅如此厚爱，我们学堂全体师生也要知恩图报，不负大元帅的殷切希望。”
办新式大学堂，自然需要筹集大量经费。上一次，伍菡带来三十万两白银私房钱，杨烜在教育上用去十万两，仅暨南大学堂一家，就分得两万两白银。
历史上，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总共才花了四万两白银，可见白银的购买力。
这两万两白银看似很多，其实远远不够。大学堂要开展科学研究、创办新式课程，与曾国藩创办内河水师截然不同，是一件极为烧钱的事。
暨南大学堂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富绅的捐助、富裕学生的学费。当然，并非每个富绅都很无私，很多捐助都是有偿的：富绅捐一大笔钱，让儿子得以入读大学堂。
吸收富绅捐款，原本反对声音很大。杨烜受“清末新政”启发，力排众议，允许暨南大学堂从富绅捐款中筹集经费。
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进行改革。改革内容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近似，但更广更深，还废除了千年仕宦之道的科举制度。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清末新政。但彼时中央权威已堕，地方督抚作大，清廷已经无力在全国推行新政，很多新政措施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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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教育方面，清末新政可谓成果斐然，不仅废除了科举制度，还兴办了许多新式学校。
后世键盘侠们常说清廷废除科举，革了自己的命。实际上，废除科举在全国很受支持，各地督抚落实教育改革也都十分踊跃。
这其中的关键，便是清廷允许地方士绅自办新式学校。学生从学校毕业获得毕业证，视同获得科举功名。这样一来，读书人不必再通过科举获得官职，只需通过就读新式学校，毕业之后即获得官职。
这对地方士绅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官绅办学，可以获得名声，还能让自家子弟获得官职，何乐而不为呢？
军政府当然不允许士绅获得教育主导权。
在初级、中级教育阶段，士绅不得办学，所有课程都由政府统一制订。在高等教育阶段，士绅可以办学，即民办高校。学生从民办学校毕业，工作并无保障。
暨南大学堂算是公办高校。学生一毕业，就能到黑旗军、军政府、政府控股企业、学校中任职，相当于获得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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