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经十分看重王錱，说“王璞山忠勇男子，盖刘琨、祖逖之徒也。”
刘琨、祖逖皆为历史上的名将，为后世留下了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两个典故。曾国藩把王錱比作是刘琨、祖逖一样的人物，对此不可谓不看重。
为了笼络王錱，曾国藩曾把自己珍藏的一套《二十三史》赠予王錱。
这套《二十三史》，对曾国藩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曾国藩第一次进京赶考落榜，到琉璃厂书铺闲逛，一眼就看中了这套《二十三史》。
他花尽盘缠，举债买下来了这套书。回乡之后，曾国藩在发奋举业之时，苦读《二十三史》，三年后果真中了进士。
但王錱野心勃勃，多次违抗曾国藩的军令，两人最终交恶。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的驭将之术：甭管你多有才，只要你有异心，绝对不会重用。
但王錱实在是个人才，虽是书生，却于练兵打仗多有心得。他着有《练勇刍言》、《阵法新编》，虽说多是附会古法，却亦不乏独到见解。
譬如在练兵上，王錱就特别强调练胆练心，用铁瓦绑士卒的脚，练习长途行军，用重械勒令士卒搬运运，练臂力。
虽然练兵苛刻，但王錱身体力行，又以厚赏激励士气，故士兵多乐于效命。他的亲兵尤其精锐，听到王錱点兵，不顾连日疲劳，亦欣然跟着他前出打探军情。
却说王錱率领五十余名亲兵，来到不久前刚交战的地方。数座木船停靠在岸边，已被革命军放火焚毁。大火仍在燃烧，把河岸照得颇为明亮。
湘军斥候告诉王錱，革命军天黑之后就放火烧船，沿着驿道向北逃窜了。又说船上的军械已经搬运一空，搬不走的都已放火烧掉。
这自然是废话。既已烧船，自然不会留下军械资敌。只是，革命军此举，意欲何为？
王錱满腹狐疑：看情形，革命军人马并不多，却颇为精锐。他们放火烧船是为了破釜沉舟，明示必死之心？还是为了轻车简从，提高行军速度？
事出反常必有妖。不管怎样，敌军异动，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王錱使个急性子，当即派出十骑精兵，往北打探军情。他自己率领四十余名骑兵，紧随其后。
天已大黑，月光暗淡。驿道两旁皆为崇山峻岭，树林中不时传来鸟兽的叫声。山中的气温低，一阵阴风吹过，树木摇曳，令人顿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王錱骑马一个钟头，来到一处驿站。革命军显然已经光顾过这里，一把火烧掉了驿站。驿站里的驿卒、骡马都已逃散一空。
先前派出的十骑精兵正在此停马歇息，不敢向前。驿站以北一百米处，有一颗大树，上面吊着几具尸体，旁边生了一堆篝火。
众人走近一看，竟是湘军俘虏的尸首。为首是个马队的哨官，也是王錱的爱徒，性格刚直，与王錱颇为相似。
王錱能想象得到，他一定是受伤后被俘。以他的性格，不仅不会投降敌军，更不会曲意求饶。他一定会破口大骂敌军，故被敌军吊死，用来警示追兵。
王錱心中隐隐作痛，加之连日行军，体力不支，感觉眼前一黑，顿有昏天暗地之感。
亲兵连忙扶住王錱坐下。喘息片刻，王錱恢复过来，强行打起精神。
那哨官尸首胸前别着一张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有张一尺见方的白纸，上面写着：
“明告湘勇王錱，‘莫要追击，小心中伏’。革命军广西守备师副师长陈玉成。”
“莫要追击，小心中伏”八个字特意被写得极大。落款是16岁的小将陈玉成，更把王錱气得血脉贲张。
他恨不得立即集结部队，追上革命军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好为死去的爱徒报仇血恨。
手下副将张运兰拦住了他。这位张运兰，也是老湘营中的名将。
历史上，王錱病死后，堂弟王开化与张运兰分领其军。王开化亦病死于军中，张运兰则以军功升任福建按察使，于同治三年在福建战死。
张运兰说道：“敌军兵少，故设下疑兵之计。从祁阳县到衡阳府城，这段官道崎岖难行，两旁都是高山，便于敌军设伏。
“我们若要追击敌军，必须派出两支精兵，沿两翼的山脊线并行，防止敌军设伏。士卒连日急行军，疲惫已极，不如好好歇息一晚，明日再奋起直追。”
王錱深以为然，只得停止追击。已是三更时分，再返回大营又要耽搁时间。可若是留在驿站宿营，王錱手头上兵马太少，敌军又神出鬼没，随时可能过来袭击。
他只得带兵返回大营，时间已是四更时分。卸下装具后，王錱和衣而睡。可他修养还不到家，忧愤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好不容易睡着，营中号角吹响，正是老湘营起床出操的号角。王錱一向带头出操，今天也不例外，顶住疲劳，从床上一跃而起。
吃过早饭，王錱带领老湘营，分为前后两队，沿驿道向北进发。他听从张运兰的意见，在驿道两旁的高山上各派一哨精兵，搜索前进，防止革命军设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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