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是江西省会，号称“粤户闽庭，吴头楚尾”、“控蛮荆而引瓯越”、“襟3江而带5湖”，是江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时任江西巡抚文俊，眼看革命军大兵压境，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与左宗棠有过节，向左宗棠请援兵，左宗棠毫不着急，只派了3千常捷军过来增援。再调全省绿营，又调度不灵，不是说正在与革命军交战，自顾不暇；就是说兵马匮乏，无兵可调。
无奈之下，文俊只得拉笼湘军出身的官员，试图通过他们影响湘军。譬如吉安知府黄冕，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都是好朋友，也算是曾国藩等人的前辈。
之前，文俊便邀请黄冕来到南昌，请他帮忙参谋军政事务。湘军在江西境内作战，经常与江西巡抚衙门打交道，也就需要1个联络人。
黄冕既是江西官员，又与湘军渊源颇深，担任联络人再合适不过。
黄冕已经61岁，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他自幼聪颖好学，2十岁时便担任两淮盐运大使。名臣陶澍非常欣赏黄冕，在黄冕的襄助下，始改大运河漕运为海运。
年少得志，年轻的黄冕尤其善于兴建水利。他在元和县主持疏通刘河入海口数百里工程；在上海，主持修理蒲江塘工程；在常州主持修浚孟河，建筑芙蓉圩，得良田十万余亩。
在当时的华夏，黄冕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水利人才。
只可惜，第1次鸦片战争时，黄冕被两江总督裕谦引为幕僚。英军攻陷镇海，裕谦投水自尽。黄冕没了靠山，奉调至浙江防堵英军。
他率部在余姚海口击沉敌船，活捉敌军头目安突德等。在当时清军1败涂地的背景下，黄冕的战绩尤为亮眼。
战后，主和派当道，主战派被罚。黄冕与林则徐1起被罚戍新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新疆，黄冕辅佐林则徐兴修水利，平复叛乱，功劳甚大。
但黄冕的仕途也深受影响，至此不再畅通。回到湖南老家后，他善于理财，成为长沙首富。又极富才干，被湖南巡抚骆秉章、湘军统帅曾国藩倚为左膀右臂。
他为湘军筹饷有方，深得曾国藩仰仗。曾国藩投桃报李，保荐黄冕为江西吉安府知府。当时的华夏，人人以做官为荣。黄冕也未能免俗，不顾年迈体弱，赶到吉安赴任。
2十多年前，黄冕就是镇江、常州知府了。因在第1次鸦片战争中站错队，黄冕仕途受挫。过了2十多年，他兜兜转转，却还是个知府。
文俊请黄冕向左宗棠写信求救，可黄冕知道左宗棠的为人，知道左宗棠不会买他的帐，不愿向左宗棠写信。
当年，太平军进攻长沙，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左宗棠出山，帮忙守城。要守城就得先筹饷，犒赏绿营将士。左宗棠派兵软禁了长沙城中的富绅，向他们强行借银。黄冕是长沙首富，与左宗棠是好朋友，被左宗棠勒索银钱最多。
眼看革命军大军压境，黄冕也只好抹下面子，写信向左宗棠求救。不出意料的是，左宗棠的回信洋洋洒洒，字数上千，把自己不肯派兵的理由说得义正辞严。
黄冕无可奈何，巡抚文俊更是束手无策，只得寄希望于“田勇”。
说起“田勇”，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所谓“田勇”是江西南昌府、抚州府、临江府、瑞州府搞出来的不伦不类的“团练”。
这4府以南昌为中心，位于江西中心地带。藩台衙门组织4省知府“计田征税”，以税金招募勇丁，称之为“田勇”。
清朝税制继承自明朝，长期实行较低税率。据学术界研究，清朝中后期实际田赋税率大概为土地产出的4.3%。同期日本明治维新，田赋税率为21.25%。
这种田赋税率，仅指国家从土地产出中收取的赋税。这并不意味着满清农民税负低。相反，土地收成的大头，被地主阶层占有了。
例如江西1带，地主对佃农的田租可达60%-70%。在同1亩地上，假如由佃农种地，则地主收入是官府税收的十几倍，甚至更高。
满清政府的落后是方方面面的，税收方面的落后，正是其中1大写照。
中华帝国在农民实施均田免赋，向农民征收田赋达到30%。但农民依然乐此不疲，生活大为改观。
帝国治下，农民缴过田赋之后，不再承担其他任何税赋，土地产出的百分之7十，都为家庭个人所有。地主没了田租，收入大减，却得到公司股份作为补偿，只得忍气吞声。
清朝田赋税率由先帝确定，世世代代不得更改。为了对付此起彼伏的民变、边患，满清只好开征各项苛捐杂税，如厘金、火耗等。
江西搞出来的“计田征税”，又是1大苛政。贫农交不起税，就得加入“田勇”，以身抵税。很快的，仅南昌府、抚州府、临江府、瑞州府，就搞出了十几万的“田勇”团练。
这些田勇毫无战斗力，徒成地方弊政。
却说革命军海军6战队3支队、骑兵师第2团，海6军共6千余人，兵分两路，1路走赣江，1路走赣江东岸，浩浩荡荡地向南昌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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