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侍郎微微摇了摇头，晒然一笑：“到底是出身太低，短了见识。虽然机警伶俐，对这些人情世故却不甚了了。”
林侍郎本待不见，不过想了一想，还是吩咐道：“叫他进来吧！”
文官势大，到了林侍郎这个层次上的官员，并不是很忌讳被皇帝知道此事。再者，叶小天是他们鹰党必然要保的人物，而且保他的理由很充、很光明正大，纵然在皇帝面前也不怕直言不讳地说出来，见他也就坦然不讳了。
叶小天在衙门外候着，衙役要领他进来，穿堂过户赶到林侍郎的签押房还得一段时间，林侍郎把未批阅完的公案放在一边，靠在椅背上，微微阖起眼睛。由叶小天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的志向，准确地说，是鹰派官员的志向。
很多事情的缘起，其实只是因为一个契机，对朝廷中的这股鹰派势力来说也是如此。
其实对于西南边了陲改土归流的想法，早在洪武、永乐两朝时就曾一度成为朝堂上压倒性的意见。洪武大帝、永乐大帝都曾经算计过西南土司，洪武大帝出手，给思南、思州两地土司的纷争埋下了隐患，直到永乐帝时才发酵成熟，引发了一场战争。
永乐大帝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趁机出手，罢黜两思土司，分两州为八府，瓦解了贵州四大军阀中的一个。如果永乐皇帝挟胜追击，凭他的雄才大略，未必不能在有生之年解决西南问题。但是，站在一个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角度，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北元！
北元已经被逐回大草原，且分裂为鞑靼、瓦剌两大集团。但他们的实力仍旧不容小觑，永乐大帝迁都北京，以天子守国门为由，试图彻底解决北方边患。为此他五征漠北，战略重心的转移，使得他只能暂且放下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急切的西南问题。
结果，西南问题就这么一直拖延了下来。自永乐帝之后，北方边患一直是朝廷最关切的问题，尤其是朝廷迁都之后。与北方近在咫尺，更是不得不格外关注，期间又加上东边的倭寇还有交趾问题，实在无暇顾及西南了，所以土司老爷们很是过了上百年的太平日子。
本来西南问题在北方草原的威胁彻底解决之前，是永远不会成为朝廷大员们关注的重点了，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把朝廷的目光重新吸引到了西南：川南僰人造反了！
川南僰人一向不大买皇帝的帐，他们占山为王，划地收租，时常出兵袭扰周围府县，在受到朝廷责斥处罚后干脆举兵造反了。
朝廷研究应对之策时，大部分官员都主张安抚，但当时刚刚成为首辅的张居正却力主严惩。张居正为此声色俱厉地对满朝文武说：“我若不能平息该地，情愿辞去首辅职务！”如此一来，朝廷只能选择对川南用兵。
张居正这么做，其实有他的政治目的。就如杨广夺了杨勇的位、李世民夺了李建成的位，赵光义夺了赵德芳的位，夺位者总觉得自己得位不正，需要大功绩来巩固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张居正也有这个顾虑。
当时的张居正才刚刚成为首辅，还远未达到后期上慑天子、威压百官、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地步，对于他成为首辅，当时很多大臣极为不满，其根源在于：张居正成为首辅，手段不甚光彩。
在张居正之前，首辅大臣是高拱，高拱专横跋扈，性如烈火，这是他的短处，但他作为首辅，励精图治，不数年内便政绩卓然，也是他的能力，所以当时地位很稳固。
张居正想成为首辅，最大的障碍就是高拱，而当时万历皇帝刚刚继位，年方十岁，高拱觉得天子年幼，内廷势大，容易出现隐患，想削弱司礼监的权力，如此一来，就与内廷太监们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张居正见这是个机会，便与内廷大太监冯保交好，联手对付高拱。万历继位时，高拱担心天子年幼，国家会发生动荡，曾经忧虑地说过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但张居正联合冯保，把这句话改成了“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秘密禀报了太后，说高拱有意先削司礼监之权，集权于内阁，接着就要逼宫，拥立一位成年的藩王为帝。
太后一听大惊失色，马上抢先下手，把高拱下狱，想要处死，幸亏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人全力相救，这才免于一死，罢官回乡。
高拱初遭难时，张居正还曾前往探望，百般劝慰，并上书为他求情，高拱也很感激，但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渐渐还是被高拱打听到了。
高拱一直隐忍不发，直到病故前，才写了《病榻遗言》四卷，将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写出来，大骂张居正阴险刻毒，是“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等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反攻倒算，高拱的遗书才刊行天下，但是在此之前朝廷大臣们大多清楚真相，在这件事上，张居正是有亏私德的，所以他甫登首辅之位，正需要一场军功来稳定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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