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西北地区也倍受西方地缘政治学者的密切关注。英国着名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其1904年和1919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两部论着中，基本都将中国的西北地区划入其“心脏地带”的政治地理范围之内。
麦金德首创的“心脏地带”这一概念，凝聚了他最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理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那就是“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
在麦金德看来，中国的“心脏地带”有两条通道可以进入中国腹地，一条是经甘肃省到达西安，另一条是从贝加尔湖沿东南进入北京。历史上，中国多次受到“心脏地带”的侵犯，继而征服者将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帝国，并从草原人的统治中脱离出来。
因此麦金德认为，北京和西安都是由来自心脏地带的征服者建立起来的首都。虽然这一说法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但毫无疑问，西安和北京这两个城市成为中国不同朝代的首都跟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具有紧密的联系。此外，詹姆斯·菲尔格里夫以及斯皮克曼都在其着作中对“心脏地带”理论进行了回应和发展。
钱穆在《论首都》和《战后新首都问题》两篇论文中也同样将现代中国的地理区位划分为两个部分，并把西北地区视作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地带”。钱穆对于中国历史上来自“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征服并统治中国内地的史实烂熟于心，但他尤其在意这一地区对于当时国家内部的政治地理意义。
经历了晚清左宗棠平定新疆到中华民国确立“五族共和”为立国原则的历史进程之后，现代中国的国家整合势必要涵括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内地，和以游牧文明为主的广大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钱穆指出：“今既诸族共和，文化教育之陶冶最其先务，而政事抚辑亦不可忽。”钱穆对西北地区的深度思考切中的是抗战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这一问题。钱穆指出：
今试旷观并世列强，所谓内政问题，其最要者必有两事：
一、其国内有异民族杂处，未能融洽一体。
二、其国内民众生活显分为两阶级，不能调和一致。
钱穆所言的“内政”应扩大化理解，涉及现代国家建构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钱穆基于这两个问题各举一个历史案例，第一个是一战前的奥匈帝国，该国由于没能处理好国内奥地利—匈牙利的二元民族统治结构，以致奥匈帝国在一战战败后被分裂为无数小的民族国家；而另一个则是深受国内阶层分化悬殊困扰的沙皇俄国，一战爆发弱化了沙俄当局对国内反对力量的控制，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最终夺取政权。因此，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地安顿，国家就随时面临着分裂与革命。
钱穆认为，当时的中国“兼犯此二病”。中国自古即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广土众民的多民族国家。从传统的帝制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民族问题也在这一进程中被凸显出来。
随着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原则的确立，中国少数民族分离倾向被大大抑制，但是民族矛盾和分裂危机仍然是现代中国所要面对的核心议题。
另一方面，钱穆所谈及的阶级问题应作广义的理解，主要强调不同社会阶层、行业群体和地域分配上的财富不均，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社会现象。毫无疑问，整个民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官僚资本的盘剥，再加上后来日寇侵华，无数的民众生计困难，同时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非常严重。
钱穆另辟蹊径，指出中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基本重叠于同一个地理现实之上：中国西北。一方面，西北地区的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皆自有语言文字，自有宗教信仰，自有风俗习尚”，再加上清廷所采取的羁縻政策，这一地区仅能谋求一时安稳，以至于共和政体建立之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程度十分薄弱。
此外，西北地区贫瘠枯槁，气候苦寒，经济发展难度极大，“文化教育与经济物质环境，处处与东南，东北相差甚远，不啻若异国”。
综合此两大问题来看，当前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因此中国此时身处“偏枯不遂之症”的困扰之中，这一病症的症结，正在中国的西北十区。钱穆断言：“必使此偏枯不遂之病，脱然而去，而后可以言统一，而后可以言治安。否则内患必由此十区起，而外祸乘之。天下未有偏枯不遂而可以成为康乐之生命，健全之体格者。”从正面来说，作为“心脏地带”的西北地区对中国国运的发展同样有诸多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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