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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必尽得晋国人心，代晋而有之！”
孙武话音落后，射台上先是一阵沉默，随后想起了吴王阖闾清脆的拊掌声。
“如此说来，太子对赵氏的警惕不无道理，十年后，赵氏当为吴国北上第一大敌……”
夫差眼前一亮：“不错，赵无恤占据鲁国，联合宋国，又将泗上诸侯据为己有，无论哪一面，都是阻挡吴国北上的要道，不可不除。”
“话虽如此，但晋国执政约合吴国伐宋、伐鲁、伐赵氏之策，吴国暂时不必搀和。大王和太子应该认清，楚国和越国才是急需解决的大敌，吴的人口、兵卒、辎重粮草，决定了大王无法南北同时出击。”
世人皆以为孙武是个好战之徒，可其实他却是个慎战之人。孙子从不打无把握之仗，这就是所谓的“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之前吴国伐楚，因为伍子胥一心复仇和夫概的冒进，无视了孙武认为击败楚国后要先退回陈蔡群舒一线，收民心稳扎稳打的蚕食建议，吴王阖闾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打算鲸吞大楚。这才有了连续的惨败，吴人未能在郢都久留，只能灰溜溜跑回姑苏，那场战争的结果是吴楚两败俱伤，吴国除了声威外，所得甚少。
所以此刻孙武态度坚决，决不可在北方轻启战端！
“孙子说的没错。不过如此一来就会错过中原大乱的好机会，真是可惜了。”
他回过头看着孙武，目光炯炯：“不过若寡人帅师伐越。先生应该没有异议吧？”
……
孙武一怔，立刻道：“不可！”
吴王阖闾皱起了眉：“为何不可？”
孙武道：“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而吴国刚刚从数年前的大战里缓过来，军中兵员尚未补足，该有的辎重粮秣也未完备，灭越的时机未到。”
“那先生觉得，什么时候才是时机？”
“时机当在三年之后，届时吴国的年轻一代已能披甲上阵，三年不闹水旱灾涝，吴国的粮仓便能堆满稻米，到时候，才有能力一举灭越！”
在孙武看来。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要打，就卯足了气力一举消灭，所以等待是必须的。
“三年……”吴王阖闾默默念叨，“三年后，在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的改纪其政下，楚国也快恢复过来了，而北方的赵氏，很可能同先生说的一样。已经扫清诸卿，统有晋国了。”
看来吴王还是一心想要北上。这藏匿胸中的雄心在磨砺了这么多年后，终于有些等不及了。
归根结底。他和太子夫差是同一种人！
孙武只好再劝道：”请大王想想晋文公的事罢，他回国后就致力于教化国人，两年后便想争霸。狐偃却说不可，因为国人还不识道义。于是晋文公出兵勤王，回国后着力发展经济。在他第二次想争霸时，狐偃还是说不可！因为国人还不知道信用，于是文公在围攻原的时候以信义折服了原人，借此告知国人，国君有信。这时候文公又想用民力争霸，狐偃再次反对，说国人还不知道礼仪，对国君还没有足够的恭敬心。于是晋国在被庐大搜，设置官员，明确职责，指定礼仪，明示国人。经过数年努力，才创造了在城濮一战而霸的伟业……”
“先生的意思是，寡人也要学重耳，耐下心来多等几年？”
“然。”
吴王阖闾沉吟不语，但他的太子夫差听说有仗可打，已经忘乎所以，出面道：“孙子所言虽有道理，但晋吴形势不尽相同，重耳刚刚归国继位，人心不稳，父王却已在位二十年，吴人唯君命是从。何况我听说越王允常重病缠身，不能理政，朝堂之事都交给越国太子处理，越太子勾践者，孺子也，此乃天赐良机，再不伐越，时机便稍纵即逝了。”
吴国人野蛮而急功近利了，本就不喜欢久等，而是喜欢速战速决。如今不止是夫差，整个吴国都在躁动和叫嚣着战争，此时此刻唯独智者才能冷静下来，分析利弊，寻找最恰当的机会。
“大王，太子！现在的越国内外团结，修甲兵以备吴，而太子勾践年轻有为，摄政后四处寻觅人才，锻炼死士，无日不训其民。而三江五湖，相为襟带，浙江汹涌，难以渡过，大军行进不易，故越未可伐也！”
孙武对间谍十分看重，认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他过去几年安排了不少人南下越国为细作，所以越国的一些动向知道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心里明白，坚韧的越国远没到可以轻易征服的时候。
夫差不以为然：“孙子太过谨慎了，越，蕞尔小国，岂能当吴军一击之力？何况如今是隆冬时节，北方降雪避战，南方却是沼泽干涸，动用刀兵的好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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