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姜承志的印象里，碰到问题，最好就是找王鼎来商议。
果然，还是王鼎理解许纬辰的小动作：这九个人，肯定是不能杀的，但是南京方面先判处斩监候，押送到京关押，然后再换由京城军机处跟他们讲条件，搞个“恩自上出”，改为流放关外，就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了。这九个人都是出自乡绅大族，可以强迫他们本支全部迁往关外，到沈阳府附近定居，这九家的子弟奴仆，每家按三百人算，也要近三千人，他们本来自有农械和耕牛，朝廷再补助一些，就足可耕种数万亩土地了。
被王鼎这么一解释，几人都是恍然大悟。如今向关外拓殖乃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用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手法，强迫江南乡绅大户迁往关外，确实是一个办法。
于是，就按照奏报上的处理意见，明发太子谕，着大理寺、刑部以及顺天府衙门接手办理。
太子谕下发的第二天，翰林院修撰尤珍就来文华殿请罪，为了胞弟尤瑞的事，请求朝廷处分，一时间声泪俱下。
朱和尭依然不温不火，让尤珍不必担忧，朝廷自有公论。若是放心不下，就暂时告假，在家候旨，等尤瑞押解到京再说。
尤珍感激涕零，叩头起身，告辞出去。
虽然太子谕已经发了，朱和尭心里还是有些疑问，觉得不太踏实。正好洪诚丘因为去南外城视察被服厂修建进度，由王鼎在文华殿陪同。于是趁着吃午饭的时间，让王鼎再给自己详细讲解一下，为什么许纬辰对这件事出手这么重。
王鼎悠然地说道：“太子殿下，老许这一下，其实是个一石三鸟之计。苏州机工们收入减少，看似是因为织造品出口价格下降，其实是产量太大所致。正所谓’丰收要防谷贱伤农’，苏州织造业鼎盛，但也就此造成机工太多，相互压价，以致收入受损。想要解决此事，单靠朝廷减税，不单于事无补，反而更造成相互压价，最后便宜了那些商人。”
“哦哦，’谷贱伤农’我是知道的，没想到织造行业也会如此。”朱和尭很快理解王鼎的意思。
“哪行哪业都会如此，参与的人太多，就会减少每一个人的收入。”王鼎继续解释道，“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老许他们是一定要顶住那些乡绅的压力的，你看他都出动忠孝伯郑智前去拿人了。”
“那……那些乡绅所说，南京被服厂开业，影响了苏州织造业的生意，是真是假？”
“也真也假。”王鼎对朱和尭这个问题很满意，觉得他问到点子上了，“南京被服厂开业，自然要采购棉花生产棉衣棉帽，对棉花供应和棉布的销路有些影响。但南京被服厂并不生产丝绸，与种桑养蚕、纺线织丝、刺字绣花等等行业都无关。那些乡绅显然是小题大做，要朝廷好看。”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就喜欢这么做。乡绅们也好名，也好利。在这种事情上与朝廷为难，又能搏不畏强权维护百姓之名，又能得减税之利，何乐不为？”
“原来如此。”朱和尭不禁慨叹，自己虽然在南京好几年，只可惜没去各地走走，不知道民情如此。
王鼎便接着往下说：“老许这次的一石三鸟之计，一来可以迁走部分机工，纾解当地机工的竞争压力，二来将那些犯事的乡绅举族迁往关外，屯垦实边，三来可以杀一杀乡绅们的气焰。太子你或许不知道，那些名儒在士林颇有威望，能够煽动群情，甚至影响官场。就说这个尤瑞的父亲尤侗，与王士禛、朱彝尊、高士奇、徐乾学等人颇有交情，能不能一力拿办尤瑞，事关能否树立朝廷威信，尤其重要。”
“大理寺右少卿王士禛、南京咨议局咨议朱彝尊、翰林院侍讲学士高士奇、内阁协办大学士徐乾学……”朱和尭把几个人的名字念叨了一遍，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尤侗倒是不简单，在官场里到处都有朋友啊。”
“何止是不简单。太子应该听说过皇祖崇祯陛下的事迹吧？崇祯年间，南方绅缙们不是没有钱，但他们连结官场，抗拒税收。导致朝廷为了辽东战事，只能不断向中原百姓加税，结果激起了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的民变，大明天下一朝倾覆。可一转眼到了顺治年间，清人搞奏销案、哭庙案，江南绅缙还不是乖乖认罪，交钱伏法。说到底，这些人结党相护，欺软怕硬。朝廷手一软，他们就强硬。”王鼎略有些忿忿地说道，“所以这件案子办得如何，可以说变得朝野瞩目，太子一定不能心软。”
朱和尭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我就按许大叔的想法来办。”
一连三天，洪诚丘都和鲍婧一起在现场监督被服厂的建设。
许纬辰之前与鲍婧、唐云沛等人已经拟定了建被服厂方案，连厂址都选好了，就设在广渠门内南侧、法藏寺以东的大片地方，整体来说就是在京城的最东南角，也是最方便从通州码头运送原材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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