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微微一笑，朗声答道：“殿下荷天下之重，举复兴之业，任事重大，老朽乡野残躯之人，恐不能辅佐圣明。殿下还是另访贤能，以咨大业。”
黄宗羲这么一说，气氛立刻尴尬起来。朱慈炤愣在原地，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说。许三礼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万斯大等几名弟子在黄宗羲背后肃立，看上去神情肃穆。
毛渊明的心里却是清清楚楚。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不同，黄宗羲有着这个时代绝无仅有的民本主义限制君权思想。在他一生最重要的着作《明夷待访录》中，指出了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大臣的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甚至有“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这样激烈的言辞。
而朱慈炤的回答却恰恰命中了黄宗羲不赞成的部分。大明制度由朱元璋手创，以集中君权、苛待臣僚、残害百姓为目的，甚至裁撤了丞相的职务，还下令子孙不得再设立丞相，官员敢有奏请设立丞相者杀。裁相之后，内阁仅有票拟之权，批红则掌握在司礼监的太监手中，成了阉宦治国。所以在黄宗羲的眼里，明制远远谈不上近乎完善，甚至可以说是糟糕得近乎完善。
至于朱慈炤所说以天下为己任、凡事亲力亲为，虽然是上古至今历代皇帝美德的象征，但在黄宗羲看来，却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天子之子不皆贤”，不贤的人越努力，结果越糟糕，崇祯皇帝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辛辛苦苦折腾了二十年，终于把自己折腾死了。按照黄宗羲的思想，应该设立丞相处理国政，选择贤人担任，而且要有职有权，相反，君主应该是“虚位之君”，凡事“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而后下该衙门”，以免“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因此，后世思想家梁启超曾经高度赞扬：“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分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奇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故而眼下之情势，若按照朱慈炤的思路下去，那只能是此路不通了。毛渊明稍作思考，站起来躬身说道：“梨洲先生，能不能且听毛某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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