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三国归晋，始终有那么一千多万工具人就和工具一样活着，不纳入政府的纳税统计之中。
他们的生产产出全归地主豪强、达官贵人，不归朝廷，不归中央。
地主豪强达官贵人们有着不输中央政府的生产力和基础人口，动员力方面甚至比拉垮的官僚系统更加优越。
于是到司马晋南迁时代，士族和豪强为了自保，合二为一，掌握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强力割据势力——门阀世家就诞生了。
而在郭魏帝国治下，在郭鹏的强力打击之下，士族和豪强还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存在，未曾合流。
门阀世家尚未诞生，还有解决的途径。
只是前汉中后期以来逐渐做大的豪强庄园主们依然尾大不掉。
在郭某人不得不妥协的地区之中，他们依然顽强的存在着，掌握着数百万近千万数量的大量人口，潜藏在自己的庄园里，不为朝廷所知。
他们积累粮食，积累人口，积蓄武力，一旦有人垂涎他们的财产，他们就会瞬间拉起反抗队伍，以武力抗拒垂涎他们财产的人或者其他的什么组织。
这大概也是西汉时代被杀的过于凄惨而不得不进化出来的自保手段。
西汉武帝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地方豪强那是真的被官员们杀猪宰羊一样砍掉，用来赚取政绩，以及为朝廷筹措反击匈奴的军费，老惨了。
大概是吸收了这样的经验，他们也纷纷发展起了自保需要的武力。
当然，这完全不符合中央政府的利益。
郭鹏为了人口殚精竭虑，想看到人口爆炸式增长都想疯了，结果他们掌握着魏帝国七分之一的人口却不作出任何贡献。
不仅如此，居然还要在地方侵蚀郭鹏好不容易设立的基层乡村，侵吞他掌握的人口。
乡村势力微小，若没有官府撑腰，很难对抗这种兼并。
若对方只是一般豪强地主，官府当然会保护村庄，但是如果对方在朝中有关系，那情况就不一定了。
没有什么势力的地主豪强难以兼并土地，甚至本身还会成为被兼并对象，被掌握权力的兼并者们所垂涎。
而类似于郭阳这种大兼并者出现的时候，无论是乡村还是地主豪强，都很难抵挡他们的力量，从而遭到兼并。
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终于在郭阳事件爆雷之后，被腾出手来有了精力的郭鹏下死手狠狠收拾，清丈团队四散出击，全力打击这些兼并土地的有官方背景的豪强。
整个洛阳的官员都被迫向郭鹏上了陈情表，交代自己家族的兼并事实，很快，这种事情也会推广到地方政界和军界。
这更类似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是郭魏政权的一次自我革命。
这种事情并不会引起全方位的庄园主的造反对抗，因为中小庄园主也是被害者，遭到如曹洪这种不敢对村庄下手却很敢对庄园下手的大庄园主的迫害。
曹洪的二十多万亩土地的产业除了郭鹏称帝以前的所得，还有称帝以后数年间曹洪不断迫害那些没有背景的中小庄园主所掠夺来的。
郭鹏如果只是单纯的对兼并土地的情况进行打击，估计很多中小庄园主还要主动站在郭鹏这边一起努力，比如合力对抗郭阳曹洪什么的。
但是郭鹏打击兼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推动税制改革。
而在改革税制推进一体纳税的过程之中，对于中小豪强地主来说，则不仅仅是兼并土地的问题，是存亡与否的问题。
所以无论是兼并者还是被兼并者，只要是庄园主，都会反对，他们的反抗是全方位的，代表全体庄园主阶级。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庄园主，那些掌握权力的庄园主们被郭鹏借着郭阳案第一批打击。
狠狠的收拾，逼着他们进行政治表态，站队，以未来的政治前途逼迫他们妥协，从而有效遏制了大庄园主的力量，使得他们投鼠忌器，不敢反抗，不敢联合中小庄园主。
所以当中小庄园主联合起来反抗一体纳税政策的时候，就显得孤立无援。
上得不到官方势力的支持，下得不到黎民百姓的支持，又是一次悬浮在空中的造反。
得不到支持的悬浮式造反，遭到上下一致打击，他们的反抗自然毫无结果。
于是在冀州，在幽州，在青州，这些最开始进行造反行动的地区，已经在中央势力的主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家灭门行动。
具体体现在荡平庄园，以造反名义屠杀庄园主家族，统计他们的土地数额、隐藏人口数额等行动上。
然后就是火速推进重建，派遣基层官员在庄园故地建设乡村，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火速恢复生产等等。
用魏帝国的生产模式取代庄园的生产模式，从经济基础上铲除庄园主阶级，恢复自然生产。
自然，这一次的所有产出就属于朝廷，而不是属于这些庄园主们了。
冀州幽州和青州进行了大规模大范围的迫害庄园主行动，数千户庄园主家族遭到魏政府的血腥报复，家族势力被连根拔起，被血洗、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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