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它是那样的幼小，与其他城市相比，它最早只能追溯到十三世纪；它又是那样的伟大，因为短短四百年，它已经是荷兰，乃至整个低地地区最大的城市，它有这个时代最繁忙的港口，有数以百计的造船厂，还有世界上第一座证券交易所，金钱日夜不息地如同潮汐在上万个商人手中自由流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座被金子镀上了一层辉煌之色的城市，没有国王，没有执政，没有任何一个敢于威胁到荷兰人的存在，他们终日沉溺在资本的怀抱里，以为金钱可以买到一切，一切，包括君王们的野心。
他们这样想，无可厚非，毕竟当时游曳在海面上的商船，有一半是荷兰的，荷兰每年从证券交易所得来的股息收入价值两千五百万荷兰盾，相当于两百吨白银，国王与公爵都需要向他们借贷，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填补整个欧罗巴国家的国王与皇帝空虚的国库……这让所有的荷兰人感到骄傲，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只羊越是肥壮，就越容易成为狮子口中的美餐。
他们没有意识到，除了威廉三世，也许是因为长期被议会摒除在权利中心之外的关系，又或是他从来就是以一个君主，而不是一个商人的身份来看荷兰的，他很清楚，荷兰那支用白银堆积起来的海军在大海上或许可以说是纵横无忌，但在陆地上，原本就只有两万人，还在被不断削弱的军队，在法兰西面前只是一面脆弱的纸墙，事实上，他一边在筹集钱款招募军队，一边也在尽力与各个国家的使臣周旋——这点和现在荷兰首相做的没什么区别，都是企图挑起其他国家对法国的忌惮，进而遏制法兰西对荷兰的征伐，荷兰虽然会损失严重，但至少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
只是在路易的推动下，查理二世背信无义（对于一个君主来说，理所应当）的行为，让威廉三世只能在整个紧张的时刻屈尊在伦敦塔做一个尊贵的客人，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或许有人知道，但可笑的是，威廉三世与查理二世的往来，一样会让他在荷兰人心中变得不可信任，确切地说吧，这点从他还未成年，监护权初初从离世的母亲手中转到议会手中的时候，他身边的英国人都被赶走（即便他努力争取和哀求过了）上面可窥一斑了——所以他们即便隐约知道，也不敢去诘问查理二世与英国人，只能暗中打探。
但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随着法国军队的逐**近，阿姆斯特丹的气氛也变得愈发险恶，这座城市没有道路，只有河流与桥梁，将人们连接起来的是迅疾的小船，阿姆斯特丹的小船与威尼斯的贡多拉不同，朴素而黯淡，从这些船只上走下来的，不但有衣着严谨的清教徒，也有华贵雍容的贵妇人，有两鬓雪白的学者，也有佩着火枪的年轻人，他们在深夜，披着斗篷，离开屋子或是走进屋子，只不过以往他们口中谈的都是生意，现在谈的却都是流言。
流言，在这座城市里是从来不受拘束的，议员们也用这种卑劣但有效的手段打击自己的政敌——当然，对一座自由的城市，一个自由的国家本应如此，就如人们推崇的古希腊时代的哲人们那样，人们在灾祸面前，不是想要去解决这个灾祸，而是迫不及待地寻找一个替罪羔羊——通常都是他们的敌人，让受苦难的民众所酝酿的恶意与愤怒全都朝着他去，最可笑的是，民众通常也会被这种手段安抚，仿佛撕裂了这只替罪羔羊，灾祸就会突然在某个早晨奇迹般的不见了。
他们是否被有意识地养成这样的思维方式暂且不得而知，但确实是一把非常好用的武器，约翰.德.维特，首相先生和他的兄弟就曾经使用过这柄武器，并且用它扼杀了无数政治上的对手，甚至包括荷兰共和国的缔造者威廉.奥兰治的子孙与继承人，他们也应该想到，会有那么一天，这柄双刃剑也会落到他们头上来。
就在首相先生还在忙碌于那些可以放在明处的外交手段，以及那些不可告人的阴谋时，曾经是个投石党人，对煽动与蛊惑的手法异常娴熟的拉罗什富科公爵，已经完成了整一套的演出——就像是在范舒尔曼夫人面前那样，他先是在荷兰人面前表现的从容不迫，等到他们或许因为担忧最后的货款，或是真的对他有了几分情谊，而劝说他尽快离开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却始终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等到人们的好奇心即将满溢出来的时候，他才在一次酒醉后若无其事地说出，荷兰的首相大人已经与他们的陛下做了交易。
之后，也许只是一两天的时候，还没等荷兰人的怒火燃烧到他身上来，他突然做出了一副惶急又气恼的姿态，匆匆收拾行装就要离开，如此反复当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他们设法从公爵的房间里窃取了他的信件匣子，在匣子里，他们如愿找到了隆格维尔公爵夫人写给拉罗什富科公爵的信件——对于这对爱情鸟的风流韵事，就算是荷兰人也耳熟能详，毕竟隆格维尔夫人的第一子很有可能是拉罗什富科公爵的，当初这位公爵无可争议的继承人，不但没有继承父亲的爵位与财产，反而以阿贝.德.奥尔良的名字成为了一个教士的事情，可是轰动一时——在长子继承法的限制下，以往只有幺子或是不受宠爱的次子会这么做，公爵夫人的长子居然这么做，令人们惋惜嗟叹之余，也不免猜测，也许这位长子也对自己的身世有所肯定，无法忍耐得住对自己的德行与良心的拷问，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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