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弼走访了许多山寨工厂，结识了许多华人朋友，也支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
手表、塑胶花、电筒、玩具、纺织、针织、成衣、假发，众多的行业都有沉弼一手扶植起来的山寨工厂。
他们的产品行销欧美市场，促使了香港经济的起飞，使香港经济由转口贸易转为工贸并举。
沉弼扶植的工厂，成功的多，失败的少。即使是血本无回，对一家大型银行来说，山寨厂的投资微乎其微。因此，投资加工业这一项，为汇丰赢得巨额利润。
有记者问沉弼升为汇丰大班的秘诀，沉粥说：“是我运气好。”
诚然，一个人的巨大成功，运气是很重要的，但沉弼独具杰出银行家的慧眼，不能下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1971年，沉弼再次升任为汇丰银行总经理；1972年他任常务董事；1973年沉弼升为副主席；1977年沉弼起担任主席，成为汇丰银行的大班。
这一年，沉弼正好五十岁，是西方银行界最年轻的大班之一，也是杰出的银行家之一。
沉弼大权在握，即对包玉钢贷款采取收缩政策，渐渐断奶。这迫使包玉钢转向日本银行贷款，更迫使春风得意的包氏静下来沉思。
世上任何事物，有盛必有衰。全球航运业发展过速，船只必会饱和过剩，这对船王级船东，不啻是一场灾难。
包玉钢急速刹车，弃舟登陆，逃避船灾。在这点上，十足的银行家沉弼，比曾是银行家的包氏，似乎更沉稳冷静。
沉弼斥巨资辅左包氏登陆，是因为汇丰与环球有太多的利害关系——一损俱损，一荣共荣。
“银行不是政治机构，不是民族堡垒，更不是慈善团体，银行就是银行。”沉弼常常对思想激进的年轻下属教诲道。
这也是沉弼可以在五十岁掌握汇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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