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的丧葬习俗里，事死如事生，上至达官显贵、帝陵王墓，下至平民百姓，只要有能力买棺材的，往往会有很多陪葬品。
即使不是乱世也会有人盗挖，帝陵地面宏伟的建筑物也是给守陵人准备的，基本上只要王朝不断、后嗣不绝，就不会有乱世时诸如曹操、温韬、孙殿英等大盗用军队、炸药盗墓。
对东方人来说“祖坟”是不可亵渎的，尤其是未经死者在世亲属同意的情况下挖别人祖坟，晚清时期的“传教士”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还以为那些坟和埃及帝王谷一样想挖就挖。
如果说东方从死人那里获得应急的钱，那么“罗马人”则是从教会那里得到应急的钱，法国大革命时，英国、奥地利、西班牙等“邻居”一起入侵法国，打算将法兰西变成第二个勃艮第，法国教会的财产被变卖了。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赈灾，有一部分用于给士兵发军饷以及铸造军用品征集粮食，用以卫国战争抵抗入侵。
拜占庭帝国的利奥三世曾在8世纪时举行破坏圣像运动，对于文化层次低的平信徒，要让他们明白圣餐变体论比较困难，拜圣人骸骨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比如贝尔纳黛特100多年完全没有腐烂的尸体，那是个奇迹。
利奥三世借着摧毁圣像的机会打压了奢华的教会，获取了他们的田产和财产，逼令一部分修士还俗，这样一来就缓解了拜占庭政府的财政问题，给了有军功的人奖赏，结束了自711年开始的无政府状态，并且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入侵。
自从丕平献土，将上帝之城变成了尘世之城后，意大利人民就长期处于精神压迫中。
即便是美第奇家族，也只是想着让自己家族的人选为教皇为家族谋取利益，断然不会和法国国王一样把教皇给抓到阿维尼翁去，任由自己摆布。
至于砸毁圣像就更不敢了，眼看着漫天圣人越来越多，圣安布鲁斯一个人封圣，他的姐姐、弟弟也跟着一起封圣了。 14世纪以前还能靠十字军东征“赎罪”，14世纪之后就有了赎罪券，封了那么多圣徒，他们积累了那么多功德成了“圣公善库”，他们总算派上了用场。教会因为是圣彼得的继承人，有赦罪的权柄，可以代替上帝来赎特定人物的罪孽，开启从炼狱到天堂的大门。
荣军院的旁边有罗丹美术馆，里面有个地狱之门，据说罗丹在构思这件作品时首先想到的都便是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教堂东侧的礼拜堂大门则有个天堂之门。
通往天堂的门当然是金灿灿的，而通往地狱的门则似乎应该是黑漆漆，那明显是条不归路，下地狱受苦受难自然没有人愿意，人人都想死后上天堂。
不只是农夫，像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也害怕宗教审判所，农夫是害怕会在死后被判下地狱，伽利略则害怕会遭到什么样的惩罚。
布鲁诺被烧死是在1600年，距离伽利略被审判已经过了30多年了，即便意大利境内的猎巫运动不似阿尔卑斯山区和神圣罗马帝国内那么猖獗，偶尔还是会听说宗教审判所又判决新的“巫师”处以火刑。
禁止巫术迫害是在19世纪以后，巫术信仰被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取代，铁路、公路和汽车服务，以及报纸、电台等瓦解了封闭的村庄，关于巫术指控才开始变少的。
禁止巫术迫害是欧洲历史上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欧洲摆脱愚昧黑暗的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但这种大范围的公开处刑结束了，仍然有少数人相信有巫术存在，并且坚信有必要惩罚那些巫师。只是当时没有了宗教审判所，他们改用私刑处决。
宗教审判所让那些不想惹上麻烦的人低调行事，敢和公然和那些有“叛逆思想”搅合在一起的是极少数人。
和拿破仑·波拿巴相比，约瑟夫·波拿巴几乎没什么存在感，但他却被他弟弟封为法国共济会的总导师。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约瑟夫·波拿巴逃到了美国，自称是叙利维尔利耶尔伯爵，在费城郊外买了一大片土地，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在查理十世垮台后，约瑟夫·波拿巴曾经回到欧洲，希望可以扶持拿破仑的儿子重新回到法国。
不幸的是那个孩子很早就死了，接着他的母亲、费什舅舅和妹妹卡洛琳也相继离世，然而最打击他的还是吕希安的死，这一次他患上了偏瘫，他最终在仆人和妻子朱莉的陪伴下，在佛罗伦萨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在死后被移到了荣军院里，安置在教堂入口的左边，与他了不起的弟弟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中间还隔着一扇门，这扇门的两旁站着两个巨人，他们手里各托举着一样东西，一个是皇冠和正义之手，另一个手里则捧着“国王的苹果”，王权宝球和一柄剑。
“你不觉得很滑稽么？”西弗勒斯对身后巨大的赭色石棺说“你死了快两百年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一天居然会和你结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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