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说说1870年以前的巴黎是全体法国人的巴黎，那么1870年以后的巴黎就是外省人甚至外国人的巴黎了。
从1870年到1890年这二十年时间是经济萧条期，当时法国各地出现一种近乎停顿的状态，再也不见帝国时代活跃的商业氛围，人们不再提起兴趣打通新的马路，唯独例外的是巴黎的地皮价格却一路高歌猛进。
奥斯曼为了演奏自己心中的“城市交响乐”采用了这么一种政策，所有他“划线”区域的老旧房屋全部都要拆除，直接勒令原本的住户搬走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给他们赔偿，于是奥斯曼就和银行家们勾搭起来，银行家出资给那些住户赔偿，政府出人将那些不论愿不愿意离开的住户强制搬走，而原本属于他们的地皮则被银行买了下来，盖成了新的、符合巴黎形象的高档公寓。
这种事让人想起来就觉得心酸，一个月收入1300法郎的工人和月收入1.4万法郎同样养5个孩子生活质量当然有区别，不过吃穿方面的区别还能忍受，最大的区别还是住房，不论是房价还是房租都随着土地开发而陡然提升，银行家赔偿给原来房主的钱根本就不够他们买回同一地段的房子，土生土长的巴黎人只好被挤到郊区。
庞大的市政工程需要大量的外来劳动者，但是住在高档公寓里面的却不是他们，而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住在巴黎最美区域的三分之二都并非巴黎本地人。
那段时间涌现了很多建筑承包商，他们在获得地皮后按照奥斯曼时期的建筑风格修建，奥斯曼式建筑对建筑元素、装修风格、街区的整体性甚至是阳台门窗的细节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这使得奥斯曼时期的建筑大气庄重颇为成功。不过在奥斯曼时期这种风格是被人诟病的，奥斯曼主意的黄金时代是1870年以后。当时市政规划放宽，这种帝国时代统一的建筑风格进一步加强，主动权掌握在了少数投资客的手中。
这些人为了追求效益和利益，能省掉一笔设计费当然划算。一般人看房子也不会看地基，为了证明自己修的房子坚固牢靠19世纪70年代的承包商往往把墙修得很厚，这样的设计让公寓建筑失去了轻盈，而且有些千篇一律，看起来厚实而笨拙，不过那时携带着家私进城居住的外省人觉得在巴黎买了房就可以了。
大楼越修越高，墙壁越来越厚，建筑业需要更重量级的投资，直到巴黎被挖空的地下脆弱的地基无法支撑上层建筑。这和马克思说的上层建筑不一样，是确切的“上层建筑”，厚实的墙壁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能让人静下心来经营一项事业——家庭，然而1890年的流感又一次暴露了这种大城市的卫生问题，大量居民因此丧生。
这次流行病老城区的打击最为严重，而这些区域也是1830年霍乱大流行时死亡人数最高的区域。霍乱是因为水的问题造成的，这一直到1856年时才被世人接受，并不是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的瘴气。
流感却确实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过于密集的建筑会造成空气不流通。那些在巴黎拥有地产的人只会在巴黎最美的季节住在这里，每到夏天就搬到别的城市或者是国外去，享受新鲜的空气。
走不了的人他们要是生活在21世纪那就可以在市中心用临时堆砌的沙滩上假装自己在度假，19世纪的人们则只好去沙滩广场去“度假”了。
现在的巴黎看不到19世纪时那么多的流浪汉在街头出现并不是因为法国真的没有低收入人群，连房屋都负担不起，而是因为法国有一条法律。如果一间房子被非法占据，并且这间房子不是房主的主要住所，房屋拥有者必须在48小时内报警，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即使报警，警察也无权驱逐占房者，想要驱逐占房者必须走司法程序打官司，这个司法程序通常要耗时两年，并且费用很高，所以房东们通常不会走这个费钱又费时的司法流程。
这条法律只适用于非主要住所，明白了这个法律漏洞后，巴黎的低收入人群结成了团伙，专门寻找那些空置很久的房子居住，因为空置很久的房子肯定不会是主要住所。形成团伙后这些人一来可以互相照应，二来可以共享情报，第一时间知道哪里有空房住，他们到处踩点，寻找符合条件的房子，然后在门上做标记，或者是把地铁票插进门缝里，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住的地方了。
巴黎是一个被猫玩过的线团，地上地下都是一团乱，糟糕的市政规划让交通拥挤不堪，堵到有钱人都受不了，搬到郊区去住了。
她是法国的首都，同时也站在法国的对立面上，从1872年开始到1911年，巴黎人口增长了66%，与此同时是农村人口外流。巴黎公社占领巴黎期间，外省的人们就怀疑巴黎是否有继续领导法国的能力，巴黎是不是要独立为城市共和国。
如果巴黎公社成功抵抗了“凡尔赛分子”的进攻，那么巴黎就有可能会成为和锡耶纳一样的城市共和国，崇尚民主、平等国度的首都都诞生了历史上城市自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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