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是以皇帝为首的八旗亲贵共治的政体，天聪九年以前，努尔哈赤依旧以建州女真自居。等多尔衮收服了整个漠南蒙古以后，皇太极废除了旧有族名，改名为“满洲”，这是一个以建州女真为核心，吸收海西女真以及部分其他部族形成的新统治集团。
顺治元年定都BJ后虽然权力集中于皇帝本人，但是即使到了康熙皇帝晚年，八旗亲贵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而诸皇子又形成了新的八旗亲贵集团。
旧亲贵仍在，新亲贵又形成，尤其是康熙皇帝三位皇后的家族为中心形成的三大八旗亲贵集团全部参与了储位之争。因此雍正皇帝与八阿哥胤禩并非单纯的个人政治斗争，而是几乎整个满洲新旧贵族集团与皇权之间斗争，胤禩是他们的代言人。
雍正皇帝即位前是一名普通皇子，缺乏康熙皇帝拥有的权威，而以胤禩为中心形成的新旧八旗亲贵集团对皇权构造成了极大威胁，这是他即位初期面对的严峻形势，因此他才通过不断的拉拢、分化，依靠弟弟怡亲王胤祥、舅舅隆科多以及年羹尧为助手，逐步消灭了八皇子的骨干成员。
在消灭了这一最大的对手后，新形成的八旗新贵隆科多、年羹尧又开始做大，成为皇权新的威胁。
自鞑靼与中原合并为一国之后，长城旧丧失了他本来的作用。它并非修建在妙美的平原，而是沿着崇山峻岭蜿蜒起伏，长城脚下依旧驻有军营，坚守着牢固的石筑关口，它的作用更像围绕着巴黎的包税人城墙，用来收取过往商旅税收。
由于它在防卫与安全上不再必要，满清对它的维护也就不再注意，它的很多部分已经开始坍塌，而其他部分则成为阻碍平原发展的障碍物，曾经平原依靠它来进行防御。
作为一个已经被过继的皇子，永瑢并不想再参与储位之争，但他依旧想为乾隆“解忧”，首先蒙古不应该再是威胁，其次京城的势力复杂，不需要再让一股新的势力掺合其中了。
清朝的最高决策机构原本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由八旗亲贵组成，雍正即位之初，以守孝三年为名义设立了总理事务王大臣，一度掌握最高决策权。雍正七年因与准葛尔汗国战争，雍正下令成立“两路军机”，军需一应事宜交给了怡亲王、张廷玉、蒋廷锡，此三人组成了“军需房”，次年改称“军机处”，一开始军机处只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木板房，先置于乾清门内，后改到隆宗门外，并改建成瓦房，靠近皇帝的寝宫养心殿，是一个典型的内朝机构。
要进宫必须要过“门禁”，“紫禁城”和天帝的居所“紫城”的区别是差了一个“禁”字，鸟在天空可以自由翱翔，紫禁城里却没有那种天然的自由。
军机处成立后，皇帝可以自由选择亲信充当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无定员、无专职，只是临时职务，军机大臣只有建议权，决策权由皇帝一人掌握。从此以后议政王大臣逐渐失去了其重要性，很难再出现多尔衮、鳌拜这样的权臣了。
京城中当铺要经营下去相当不易，由策楞和永瑢经营的当铺来看，他们首要面对的严重问题是官员长期欠债不还。
策楞家的当铺利息不到八厘，官员不肯支付，他只好“责成”官员赔补。
内务府的“万成”、“丰和”等当铺可以由官员俸饷中按季度扣除，永瑢所分的“庆春当”却不可以那么做，即便他是内务府大臣，他所获的特权也只是乾隆赏给他的一千八佰间官房的租银。
内务府的当铺难以与民间当铺竞争，因为民间当铺可以发商生息，毕竟俸禄是规定死了的，而商人的利润却是波动的。
那天举人去钦天监主要是为了还钱，被抄家后蕴端多尔济有段时间手头不宽裕，找永瑢开的当铺借钱，正常还本钱和利息，这是很正大光明的事，不需要害怕有人写奏折密奏。
奏折的使用开始于康熙年间，明朝没有奏折，自唐朝开始用的是奏事文书，尚书省曾进行了很明确的规范，后代都予以沿用。奏折则像是折子戏，当故事情节到一个段落时用一道折痕划分，被称为一“折”。
奏折不同于公文，凡是私事、机密事件等不便于公开的重要事件都要用奏折陈报，不需要盖印章。明朝的时候权势滔天的“掌印太监”，顺治年间满人和汉人，谁的官衔大谁掌印，这个“印”盖过的题文都是可以公开的。
小到请安、谢恩、百姓琐事，大到军务、外交、机密情报都可以用奏折禀报。雍正即位初期并无固定格式，只规定了皇帝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这种奏折被称为“朱批奏折”，即便皇帝写下“知道了，钦此”也算，朱批谕旨也是官员决策、行政的重要依据。
朱批可以是皇帝本人，也可以是军机大臣代为拟写，同时上奏折的制度也扩大到了所有总督、巡抚、布政使。因此议政大臣会议虽然还存在，却已经逐渐沦为摆设，最终被乾隆皇帝废除，八旗共治的最后一丝痕迹也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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