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托洛茨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个人或者自己派系的那一点点私利，他始终首先考虑的是苏联或者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一旦他的个人私利同大局利益相违背，他是会断然的放弃个人私利的。比如说布列斯特谈判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最初老托可是不支持列宁对德妥协的。最后他为什么又会转过来支持列宁呢？无非是维护大局而已。
所以当斯维尔德洛夫提出了他的建议之后，托洛茨基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建议对苏联和联共（布）是有利的吗？扩大政.治局多出几个政.治局委员帮着办事，看上去似乎不错，似乎是能够提高效率，而且有利益党内民主的。
但是托洛茨基仔细一咂摸这个建议，就立刻发现这种说法是悖论，十月革命时期，那么繁忙的时候，有几个政.治局委员？不过区区五个，当年五个人就能处理那么多工作，怎么现在七个人还干不完呢？实际上让托洛茨基说，此时政.治局的工作真的谈得上“日理万机”吗？实际上哪怕是当前的战争时期，政.治局例会也是两个星期一次，和平时期更是一个月才开一次例会，真正需要政.治局集体来做决策的事务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日常性的，其他的部委就能够搞定，根本就不需要政.治局来做裁判。
为什么现在有些同志觉得政.治局，不，甚至是中.央委员都忙得不可开交呢？托洛茨基觉得他们就是瞎忙，开不完的各种会议占据了时间的大头，问题是这些会议都是必要的吗？
对此托洛茨基恐怕是要撇撇嘴的，大部分会议都是空谈，都是空洞无物浪费时间的，中.央委员或者政.治局委员走上去念一份秘书早就写好的又臭又长的稿子，然后会后大家打个牙祭联络一下感情，实际上开不开这个会都无所谓。之所以要开会不过是给了不少委员们公款消费的机会罢了。
之前，不管是托洛茨基还是捷尔任斯基都在不同的场合批评过这种风气，也惩治过一些党员，但是效果真心是不理想，会议照开嗨皮照旧，顶多是稍微避开他们一点规格低调一点。
反正托洛茨基对这种风气是相当头疼的，他也想搞清楚哪来的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会。有一次偶然间拉狄克告诉他：“之所以会多，首要的原因就是官多。一个部委一个正部长之下陪四五个副部长，为了不让副部长闲置在那里，就必须给他们找点事儿做，一个星期，每个副部长主持一次会议，就差不多能占掉了一大半时间，让大部长再讲讲话，批示一下，日子不就过去了。”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试想一下，如果官少一点，会议会不会也少一点呢？想一想也是可笑，一个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另外几个副部长各管一摊子，什么文化、卫生、纪律、后勤，再算上七七八八的正常工作，可不是要可劲的开会么。实际上如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儿那还算好的，拉狄克还告诉他，有些副部长的职权是高度重合，你能管我能管他也能管，所以这个事儿就必须你我他都签字画押才能干。碰上几个副部长不对付的时候，那真心是乐子大了，扯皮就够打几个月的嘴炮的。
所以到最后，官越来越多，可事情却也越来越难办，而有些部门为了让事情变得好办，想出的办法就是发明更多的官去协调或者调解。结果呢？自然是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和难办，需要开的会也越来越多。
就像李晓峰曾经对托洛茨基讲过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就没水吃了。咱们的部委就是和尚太多，所以事情才愈发的难办，官僚主义才会横行。”
让托洛茨基记忆犹新的是，李晓峰还补充道：“更糟糕的，事情没有办好，我们还不能处罚这些和尚，一个是因为他们会踢皮球，都把责任往外推。第二原因就是法不责众，这么多头头目目，总不能一口气给他们全开了吧？”
想到这儿，托洛茨基就对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凉了一半的心，政.治局委员变多了，效率真的能提高吗？恐怕是不见得的，而且斯维尔德洛夫的这个提议从根本来说也不是一心为公，他扩大政.治局的根本目的还是争权。可想而知，一旦按照他的建议扩大了政.治局，那么政.治局内部的权力斗争将会变得更加激烈，那时候效率不光不会提高，反而会让政.治局陷入没完没了的推诿扯皮之中，那简直就是噩梦！
想到这儿，托洛茨基就已经完全不倾向于对政.治局动刀了，暂时维持现状吧，现在这个样子就已经算斗得不可开交了，再让一批新的斗士加入进来，那政.治局就直接开锅了。
这是托洛茨基的想法，那李晓峰又是怎么看的呢？他和托洛茨基的看法差不多，人多效率高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可能政.治局人多了扯皮的效率会成倍的提高倒是真的。当前的大好局势来之不易，怎么能够陷入这种死胡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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