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考古上发现的属西周时期及以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即“六十四画符号）的性质用途
我们已知考古上所发现的出现在商周时期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六十四画符号”（即后来被演变成卜筮上的符号工具而称之为“六十四卦画符号”），既不是数字组合，更不是“数字卦”，这是有这套符号的组合规律所决定的了。在后面的内容里，还要讲到这套符号产生时的组合方法，更进一步证明这种“六联体”的符号不是数字组合，而是一套新的符号体系。这里我们先来看一看，出现在商代及西周时期不同器物上的这些“六联体”符号是何用意。在前一节里对这一问题已有过涉及，如对“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见“引用资料（六）”）上出现的三个“六联体”符号和三句文字内容，一些学者（如李学勤、曹玮等）解释为“筮数”或“数字卦”与“卜辞”的关系。而我们所证实“卜骨”上的三句“刻辞”内容只是“许愿辞”（或称“祷祝辞”），而不是“卜辞”。由此而知“卜骨”上的“刻辞”（即“许愿辞”）与三个“六联体”符号也就不是卜筮的关系。即通过“卜骨”上的三句话无法证明三个“六联体”符号是卜筮的结果。也就根本无法证明出现在“卜骨”上的三个“六联体”符号已是卜筮（算卦）的结果，即没有证据证明这三个“六联体”符号已是卜筮符号或卦符号。那么，这些“六联体”符号出现在商代及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并且还有一些“六联体”符号与“许愿辞”（或称“祷祝辞”）出现在一起，而如何解释这些“六联体”符号出现的用意呢？
首先这些“六联体”符号，不能称“易卦”符号（即算卦的卦符号）。即在《周易》成书之前，这些“六联体”的符号，根本没有演变成“八卦”卜筮上的符号工具。因为“八卦”筮术还没有出现，这些符号自然不能称为“卦符号”。一些人把西周及其以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说成是“数字卦”，正是在于以“卦”命名这些符号的错误性，即使这些符号是受“数字”的启发而组合成“六联体”的一套符号，既不能释成数字，更不能称“数字卦”称。因“卦”筮术，是有《周易》一书产生之后，才通过《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其六十四篇名称连缀在一起，后因史巫把《周易》逐步改变成卜筮形式之书，也就有了六十四卦画符号与名称。所以《周易》成书之前，这套“六联体”的符号，本身不是筮术符号，也不能称为“卦符号”。这套“六联体”的符号在《周易》成书之前的性质用途是什么？我们还是通过考古上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来做分析，看这套符号初始形成及早期传播过程中的用途与用意。
前面我们所举西周时期以及西周之前商朝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刻符总共十二个图片（包括“摹本”），而在这十二个不同的器物上出现有“六联体”的符号，并且还有一些器物上出现“六联体”符号同时也出现有文字内容。我们就通过这些不同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以及同时出现的文辞，来分析这套符号在初始和早期传承过程中的性质及用途。
所举出现有“六联体”符号的这十二个器物，从材质来看，分别是骨头（牛骨）、龟甲、石头、陶器、青铜器。
从时间上来说，这十二个器物是上至商代晚期下至西周晚期。
而所举这十二个器物上只出现有“六联体”符号的分别是：
1.引用资料（二）：“河南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此磨石上只有一个“六联体”符号。
2.引用资料（五）：“陕西岐山凤雏村卜甲”。此龟甲上刻有一个“六联体”的符号，并无刻辞。
3.引用资料之一：“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此陶罐上只刻写有十一个“六联体”的符号。
4.引用资料之一：“西周陶簋”。这一陶簋上出现有五个“六联体”的符号，同样没有文字出现，但这陶簋上却同时刻写有一幅图画和几组无法释读的刻划符号。
5.“图三”：“陈庄遗址”出土的龟甲上只见有两个“六联体”的符号，而并无文字。
6.“图五”：“陕西凤雏村出土的西周龟甲（摹本）”。此龟甲上也只有一个“六联体”符号。
7.“图六”：“陕西扶风齐家村考古发现的属西周中期的卜骨（摹本）”。这一“卜骨”的两面只刻有六个“六联体”符号，也没有刻辞出现。
从所举例的十二个考古发现的不同器物上出现“六联体”符号，其中有七个器物上只出现有“六联体”符号，而无文字出现。那么，所剩下的五个器物上是既有“六联体”的符号，又有“刻辞”出现。它们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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