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明眼神闪过一丝异样，随即怒气冲冲的说道：“景略乃是朝廷柱石，又怎么会犯上作乱，简直一派胡言！”
孔抚指责王猛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鬼谷门主王莫向冉明坦诚王猛、谢艾包括冉闵皆是鬼谷门下隐宗弟子，其中王猛师承崇阳真人。谢艾则是师承华阳真人。而冉闵虽然不是入室弟子，却也接受过暗中教育，倒也算有所渊源。对于王猛是不是鬼谷门人，孔抚不放在心上，可是王猛曾在不其主持建造了那座奇迹之城，这让天下人都以为王猛即使不是墨家门徒，至少也和墨家有关系。所以，孔抚直接把大帽子就扣在了王猛头上。
“臣绝非胡言乱语！”孔抚大声的说道：“王猛曾在青州擅自开科取士，考核内容与四书五经全然无关，竟然弄一些旁门左道，亵渎圣道，败坏士风！年轻士子不知轻重，一味趋炎附势，竟然抛弃圣人之教，如此下去，必然人心大坏，朝政日非，国破家亡就在眼前！陛下，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不敬孔孟，与夷狄何异，臣请陛下处置王景略，以正视听！”
冉明可不是那些在皇宫里长大的温室花朵，什么孔孟之道，无非是保护他们利益的守护神而已！对于孔抚所言，自然嗤之以鼻。孔抚要知道青州首次科举制度，真正的主谋冉明，而王猛只不过是一个执行者。当着主谋告从犯，能告赢才是有鬼。
冉明似笑非笑的道：“景略，孔亚献官弹劾你，你有何话要说？”
王猛寻思着，刚刚正与冉明谈所谓百家讲坛，现在不正好是一个推行的好机会吗？所以王猛想了想，就朗声说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是非对错，公道自在人心，咱们不如请天下能辩之士，去辩论一下圣人之道。诸位同仁，皆是舌辩之士，猛相信诸位不会怯战，不知诸位敢战否？”
孔抚望了望身边的官员，深吸一口气道：“有何不敢！”
“那自然好！”冉明抚掌而笑道：“来人传朕旨意，立即命人布置铜雀台，在铜雀台设立百家讲坛，讲百家之圣道。”
铜雀台，因曹操消灭袁氏兄弟后，夜宿邺城，半夜见到金光由地而起隔日掘之得铜雀一只，荀攸言昔舜母梦见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吉祥之兆也，曹操大喜，于是决意建铜雀台于漳水之上，以彰显其平定四海之功。
十六国后赵石虎时，在曹魏十丈高的基础上又增加二丈，并于其上建五层楼，高十五丈，共去地二十七丈。巍然崇举，其高若山。窗都用铜笼罩装饰，日初出时，流光照耀。又作铜雀于楼顶，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邺中记》载：石虎时，铜雀台有殿室一百二十间，房中有女监、女妓。正殿上安御床，挂蜀锦流苏帐，四角设金龙头，街五色流苏，又安金钮屈戍屏风床。又在铜雀台挖两个井，二井之间有铁梁地道相通，叫“命子窟”，窟中存放了很多财宝和食品。
冉闵建立了魏国，从前魏国财力有限，铜雀台基本荒废，后来魏国财政好转，这才有所维持。不过由于石虎对于铜雀台加修非常稳固，所以二十余年未有大规模修缮，铜雀台依然稳固。
冉明在派人紧急整修铜雀台的同时，也命人在邸报、报纸以及皇家特卫水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宣传。
随着消息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涌向邺城，涌向铜雀台。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儒学一统天下，处于独尊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并且盛行，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魏晋南北朝的儒家理论，却比较滞后。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一位儒学大家。
随着五胡入侵中华，儒家思想为了讨好统治阶级，就进行了改良。于是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理论，既“天命不于长，惟归有德。夷狄之德，黎民怀之。”意即是，天命不是永恒不变的，根据是否有德性是否有行王道这个标准而授予君王的位置。无论华夏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实行“仁政”、践履王道就会得到民众的认同与归附。长期以来，儒家都提倡一种华夏“正统”的观念，认为只有华夏族才有资格统治中原乃至天下，少数民族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否则，即视为不顺“天命”的乱臣贼子。
董仲舒说:“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三统说”是董仲舒最独特的历史观。认为每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以承天命，获得统治天下的合法权。但这种权利只能属于中原诸夏之国，夷狄之国是没有资格的，夷狄只能在中国的统治下。
在南北朝时期的儒家，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汉奸理论。对于这种理论，冉明是打心底非常反感，当然儒家的理论变革，是在胡人刀剑屠戮的逼迫下形成的，冉明如果想要让儒家低头，就必须像胡人一样大杀四方，把他们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逼得他们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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