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令姜岌其实也是一个反对皇帝年号的人，因为这会给人造成极大的不便，以年号纪年，往往不借助资料，你都分不清是哪一年，而且这个年号有的皇帝只有一个，有的则是好几个，让人容易混搅。当冉明提出皇帝历法，姜岌立即站出来符合道：“没错，使用黄帝纪元，更能够表现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
其他大臣也纷纷附和。
就在这时首相王简道：“陛下，若采取皇帝历法，那么今年是何年？”
华夏儿女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尊黄帝为“人文始祖”。可自秦汉之后，人们对黄帝的历史年代就不很清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对于皇帝历法的考证问题在这个时代可没有什么权威之说，冉明也不可能把刘师培的“皇帝纪年论”拿出来，在冉明看来就算是刘师培也不见得是正确的。清光绪二十九年（西元1903年），刘师培在《国民日报》发表“黄帝纪年论”，反对年号制，同时也反对康有为等变法派主张的孔子纪年。刘师培主张把黄帝诞生的那一年作为纪元元年，光绪二十九年是黄帝四六一四年。可是，黄帝的生卒年月在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宋钝初主张把被认为是黄帝即位的癸亥年作为纪元元年，把西元1904年作为黄帝纪元四六零二年。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首革命派的杂志采用了黄帝纪元。
《史记·索隐》记载：“《世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着《调历》。”又称：“唯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而《后汉书》记载：“黄帝造历，元起辛卯。”
可是这些文献记载的时间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时间概念，从文中可以看出黄帝《调历》始于某年子月的朔日，其日干支为辛卯。
民间传说黄帝出生于二月初二“龙抬头”之时。公元前4400年左右，在二月（即包含节气大寒之月）里，当太阳落山之时，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一宿角宿就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这就是民间所称的“龙抬头”。而在公元前4450年至公元前4350年的一百年间，仅有唯一的“二月初二戊子日”，即公元前4428年2月8日（癸酉年二月初二戊子日），这很可能是黄帝的出生日期。
如果依靠民间传说，肯定不会让人信服，不过下面大臣们为此都吵开了，有的引经据典，有的是摆弄学识，整个朝堂乱成一团。首相王简的脸当时就黑成了锅底。
“癸酉年二月初二戊子日为皇帝元年，换算成现在，则是皇帝纪元四七九五年。”冉明最后拍板道：“弘文馆负责修正各类史书的纪年。从今以后，各地官府和史料，全部按照皇帝纪年记录时间。”
换成皇帝历法，其实对百姓和民间的影响不大，唯一影响的则是商贾的所有契约全部都需要到官府进行更换，这样以来也给魏国各地官府造成了极大的工作压力。
不过，随着魏国的越来越强大，从东起朝鲜半岛，西至疏勒河，北到北海（贝尔加湖）南到交趾，都没有了可以威胁魏国安全的敌人。在这个时候，这些短视的大臣们又开始鼓动了起来，裁军的呼声越来越高。几乎到了内阁首相都无法压制的地步了。大部分将士也非常不安，军人嘛无疑是渴望战争的，有战争他们才会得到军功，获得晋升。但是，现在魏帝国的统一，战争已经结束了。唯一能够打仗的。也就只有遥远的印度洋了。
可是印度洋那里的战争规模不大，远征军一部，而且远征军大部分熟悉水性，就算让他们冒然出，他们一时间也无法适应那里的气候。这次朝会又有大臣向冉明提出裁军事宜，结果冉明听不下去了，直接怒道：“五胡乱华就在昨天，无数臣民尸骨未寒，我汉家百姓无辜惨死，那些凶手仍逍遥法外，如今尔又乱我军心，何等肺腑？”
魏国陆军大臣，总参谋长籍罴则趁机道：“羯族人入塞前乃是石国人，石国，都柘折城，(即今天的塔什干)如今石国仍在，羯族人逃离中原后，又及时壮大了石国声势，据细作传来的消息，如今石国拥有三百余万口，雄兵不下二十万。”
冉明道：“羯人与我大魏有不共戴天之仇，毁家灭国之恨，何其深矣。若不能亡其国祚，朕寝食难安。”
“臣不能为君父分忧，死罪！”首相立即向冉明跪下。
众臣一看风向不对，也皆痛斥羯人暴行，主张攻打石国。不过也有一部分大臣以什么天朝上国之风度也劝冉明，不过显然只能适得其反。结果正巧在这个时候，潘迪亚王国和普利王国请求入藩的国书送到邺城。冉明当既拍板道：“若石成为我大魏藩国，朕可对羯人的过往不再追究，如若不然，定亡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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