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五年，古老的中华大地在暮色中盘跚前行，大明帝国的航船看似依旧庞大威严，却已千疮百孔，在风雨飘摇中逐渐驶向未知的深渊。
三月的紫禁城，乍暖还寒。
文华殿内，铜鹤香炉里的香灰已经积了寸许厚，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疏无人问津。
自万历十七年起，明神宗便深居后宫，再未召见内阁大臣。昔日热闹非凡的朝堂，如今冷冷清清，仿佛被这个帝国的统治者遗忘。
首辅赵志皋已至暮年，须发皆白，形容枯槁。每日依旧颤巍巍地来到空荡荡的朝房，机械地誊写着那些“留中不发”的票拟。
所谓“留中不发”，便是内阁大臣们对各类政务提出处理意见，写成票签呈给皇帝后，皇帝既不批示，也不发还内阁，任由这些关乎国家命运的文件在宫中沉睡。
赵志皋望着堆积如山的奏疏，心中满是无奈与悲哀。他知道，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正以一种诡异的姿态逐渐停滞。
太仓库的账簿显示，当年岁入白银 485万两。然而，辽东军饷却已拖欠达三年之久。辽东，作为明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防线，士兵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却迟迟拿不到应有的军饷。士兵们的怨言越来越大，军心开始动摇。
与此同时，陕西延绥镇的士兵因缺饷哗变竟达七次。延绥镇地处边疆，战略位置重要，哗变事件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稳定，也给明朝的边防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每次哗变发生，地方官员都疲于应付，他们既要安抚士兵的情绪，又要向上级汇报情况，请求解决军饷问题，然而这些请求往往石沉大海。
在权力真空的阴影下，司礼监掌印太监田义趁机将批红权化作生财工具。
批红，本是皇帝对内阁票拟的最终裁决，经皇帝朱笔批示后，便成为正式的政令。但如今，这一至关重要的权力却被田义肆意滥用。
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详细记录下了当年四月发生的事情：山东布政使空缺，这一职位竟标价三万两白银；浙江盐运使的肥缺则被徽商汪氏以五万两购得。
在田义眼中，官职就如同市场上的商品，可以明码标价，随意买卖。更令人发指的是，锦衣卫北镇抚司诏狱也成了他敛财的工具。只要交足两千两白银，犯人即可“病殁”脱身。
诏狱本是关押重犯、审讯要案的地方，如今却充满了腐败与黑暗。犯人们在狱中饱受折磨，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却可以通过贿赂逃脱惩罚。权力的腐臭从中枢蔓延至地方。
山西巡抚吕坤在私信中哀叹：“州县官如市侩，刑名钱粮皆可易。”
地方上，官员们贪污成风，司法公正被肆意践踏，百姓们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
而鸭绿江畔，硝烟弥漫，战火从未真正熄灭。日本丰臣秀吉野心勃勃，再度发兵十四万侵朝。明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宗主地位，不得不重启抗倭援朝之役。
兵部职方司的塘报如雪片般飞来，每一份都触目惊心。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明军先锋查大受部在蔚山与日军遭遇。日军凭借先进的火器，对明军发动猛烈的火攻。查大受部虽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战损三千精锐。
六月，水师总兵陈璘率领的八十艘战船在海上遭遇飓风，最终沉没海底。此次灾难不仅使明军损失了大量战船，还损失了军粮十万石。
军粮，是军队的生命线，如此巨大的损失，给明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这场持续五年的战争，如同一个无底洞，已耗尽太仓银库。
户部尚书杨俊民忧心忡忡地奏称，单是万历二十五年，军费支出即达白银二百八十万两，占全年财政收入的 58%。巨额的军费开支，使得明朝的财政陷入了困境。为了筹集军饷，朝廷不得不增加赋税，百姓们的负担越来越重。
军事系统的溃烂更是令人胆寒。辽东总兵李如松英勇善战，曾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然而却不幸战死。他战死后，其弟李如梅为了获得辽东总兵官的职位，竟以五万两贿赂兵部。
在明朝的军事体系中，官职的任免本应依据将领的才能和战功，但如今却被金钱所左右。驻守武昌的楚王卫所，兵册上记载的兵员有一万二千之多，然而实际仅存老弱三千。空饷被湖广巡抚支可大与镇守太监张晔瓜分。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克扣士兵的军饷，导致士兵们生活困苦，战斗力低下。
在陕西，固原总兵麻贵为了弥补军饷不足，竟纵容士兵劫掠商队，还美其名曰“借饷于民”。士兵们在麻贵的纵容下，肆意抢夺商队的财物，百姓们对他们恨之入骨。
四月，惊雷乍响。
而此时，税监陈奉却正坐在黄鹤楼宴饮作乐。陈奉，这个由万历皇帝亲自委任的矿税太监，在湖广地区推行着“见矿即税，无矿则税人”的暴政。
江夏县《万历二十五年灾异录详细记载了陈奉的恶行：他的爪牙们以寻找矿产为名，四处横行霸道。他们掘开民宅地基四百余处，许多百姓的家园瞬间被毁，流离失所。那些敢于抗拒的百姓，更是惨遭毒手，被逼死的人数多达六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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