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开心得又羞又乐，不论拿到什么，都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一边吃一边看着这个慷慨的小后生。
没拿到果子的，在油灯果摊前又蹦又跳，争着说：“轮到我了。”“下一个是我的了。”
做果子的老婆婆就跟他们讲：“有的，都有的，勿要轧。今朝有好心的客官做东道，你们都成福气伯伯了。”
孩子们于是“哄”的一下笑起来，推着对方，口中说着“福气伯伯”，互相打趣着。
也有胆子大的，当老婆婆把油灯果给他时，他迟疑了一下，指着锅里的油条说：“我要丝加筋。”
秦时月没听懂，问：“什么丝加筋？”
老婆婆笑笑，说：“也不知这孩子哪里学来的北佬腔。”
牛爷笑着拍拍孩子的小脑袋说：“‘丝加筋’啊，是你小脑袋灵过头了吧？城里人叫的‘油条’，我们农民伯伯叫它‘丝瓜筋’，你看看，它的相貌跟豆架上牵着的丝瓜像不像？你的‘丝加’在哪里呢？怎么给你发明出来的？”
人们一齐哄笑。
原来，这地方的土话，“瓜”和“家”的发音是一样的，都念“锅”。小孩一高兴，想表达得斯文些，结果弄巧成拙，把“丝瓜筋”念成了“丝家筋”。
有人告诉秦时月，那个老婆婆，村里人都叫她“阿娇癫婆”。
秦时月打量她，小小的个子，穿着青布大褂，围着同样是青布的围裙。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个髻，但还是有不少发丝飘到了额前。好好的老奶奶，怎么成“癫婆”了呢？
村人告诉他，“癫婆”当然不是她名字，是她的绰号。她的名字没人晓得了。
阿娇癫婆其实一点都不癫，只是命苦。
老公死得早，又没有孩子，五十多岁了，人小，力气也小，砍不动柴，平时只能上山扒些别人不要的松毛丝和落叶，用脚钩（篾制器具，比筲箕更高，容量更大）挑回来当柴烧。
或者砍一根毛竹拖下山，到家后制成扒松毛丝和落叶的柴扒（又名“落叶扒”），拿到这接峰塘头或凤梧街上去卖。
逢年过节或农闲时，又用黄泥与铁丝糊个小风炉，下面用松木油伴柴块生上火，上面搁个陶瓷罐，放上半罐菜油，沸上些油灯果和油条来卖。
松木油也是土话，即松明子，是松树上已经油化的那一部分，劈下来可以生火，也可以当火把，夜间用作照明。
既然不癫，还会生活自理，还会做油灯果，那应该叫她“阿娇婆婆”才对，秦时月真诚地对村民们说。
吃完六个油灯果，他用阿娇婆婆提供的毛纸擦了擦手上的油腻。
阿娇婆婆说，当年在朝里做官的董邦达，在皇帝身边吃完肉夹馒头时，也是用这个毛纸擦手的。
孩子们听了，开心得哈哈笑，说她真是“癫婆”，要不怎么会说这样的疯话——皇帝的事老百姓哪里能知道呢？
阿娇婆婆于是很耐心地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董邦达此人，秦时月是知道的，秦梦人，是个私塾教员出身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工书画。
他年轻时曾在壶溪一带教书，卖大字。
其儿子董诰，也是个书画尚书。
父子俩均享有御赐紫禁城骑马的特权。
但皇帝吃不吃肉夹馒头，时月就不知道了。也许吧，好东西人人爱吃，不分皇帝与平民。
肉夹馒头是壶溪、庙下、凤梧一带最丰盛的食物之一，一般只有婚宴、寿宴和上梁起屋时才能吃到。
这等地方美食，老董与小董推荐给皇帝吃，也是极有可能的，呵呵。
阿娇婆婆能把这样的故事分享给自己和孩子们，想是她今朝开心了。
可她的话马上招来村人的反驳。
有人说：“阿婆啊，侬又是奈个（吴方言，“怎么”之意）晓得人家做官的是用毛纸擦手的呢？”
阿娇婆婆说：“侬阿婆什么东西不晓得？红还晓得，皇帝吃完肉，是用绸缎擦手的，结果越擦越油。他看到董邦达的手干干净净，忙问怎么回事。董邦达说是用家乡的毛纸擦的。结果，毛纸就成了贡品。”
孩子们听了，再次“咯咯咯”笑起来。他们为家乡的毛纸被皇帝看上而开心呢。
有一个机灵的孩子问：“那皇帝用毛纸擦屁股吗？我们都用它擦的。”
“屁股也擦，手也擦，” 阿娇婆婆说，“自从有了红得个毛纸，皇帝只要有擦不干净的地方，都用它擦，一擦就好。”
孩子们“哄”的一声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还重复着“红得个毛纸”这句话……
“红”与“红得个”，都是庙下当地的土话。前者是“我”之意，后者是“我们的”意思。
时月想，这阿娇婆婆其实聪明着呢，还是个“开心果”。见时候不早，便与牛爷告别了老老小小的村民，向着甑山进发。
牛爷也吃得开心，骑了头牛在前面卖力地引路，嘴里叫着“嗨糗嗨糗”。
牛虽然走不快，但牛背上的牛爷一路上给秦时月讲了不少当地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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