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灌区的第一茬春小麦收上来的时候，农业处长贺明远蹲在田埂上，把一穗麦子放在手心里搓开，数了数粒数，又数了一遍。然后他站起来，对身后的统计员说了一句话，声音尽量压得平静，但夹着铅笔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亩产二百八十斤。”
统计员把这个数字记在本子上。二百八十斤，放在江南不算什么，江南的水田一亩能打四百斤稻谷。但这里是草原，是去年还长着齐腰深荒草的撂荒地，是西夏贵族放弃了至少五年的废弃田庄。第一茬春小麦在新开的生荒地上打出二百八十斤，贺明远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河套的土是真的能养活人的，意味着那二十万亩灌区不是画在图纸上的大饼，意味着从西夏翻山越岭跑过来的那十几万张嘴，从今往后不用靠根据地的储备粮养着了。不但不用养，他们自己打的粮食，到秋天还能倒过来往根据地的粮库里灌。
收割是从八月初开始的。河套兵团三个农业团全部压上，又从民兵里临时抽调了两千人来帮忙。镰刀不够，合作社的铁匠铺日夜赶工，把最后一批库存的铁锭全打成了镰刀刃。张楚岚批了条子，从兵工厂的蒸汽锻锤车间里挤出一台小功率蒸汽机，连轴转着带动一台从江南传送来的脱粒机。脱粒机运到田头那天，整个农业团的人都围上来看。周老汉挤在最前面，看着那个铁家伙一口吞进去整捆的麦子，从另一头喷出金黄瀑布似的麦粒，嘴张了半天没合上。他这辈子脱麦粒都是拿连枷一下一下打的，打一整天也就脱个百来斤。眼前这铁家伙一袋烟的工夫脱出来的麦粒，比他打三天还多。
“这东西一天能脱多少？”他问旁边的技术员。技术员是个从江南来的年轻姑娘，袖子卷到肘弯，脸上沾着麦壳和汗，笑了一下说：“大爷，不停机的话，一天能脱两万斤。”
周老汉没有再问。他蹲下来，从脱粒机吐出的麦粒堆里抓了一把。麦粒是饱满的，沉甸甸的，在掌心里滚来滚去。他把麦粒倒进嘴里嚼了嚼，嚼出了甜味。然后他站起来，把镰刀别在腰后，转身往自家的田头走去。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对跟在他身后的小儿子周满仓说了一句话。周满仓后来把这句话写进了河套兵团三营的秋收总结里，总结现在还锁在兵团的档案柜里——“你爹这辈子，头一回觉得粮食是自己的。”
秋收结束之后，河套灌区二十万亩地的总产量报上来了。贺明远亲自汇总，在兵团总部的那间土坯房里对着算盘打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他把报表送到张楚岚的桌上。张楚岚看完报表，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多，只是把报表递给旁边的郭靖，然后用钢笔在报表背面写了一行字。郭靖接过来看——报表上的数字是五千六百万斤。张楚岚在背面写的是：“明年，三十万亩。”
粮食入库之后的第一个变化，是合作社的柜台。往年入冬前，合作社的粮食柜台是最冷清的地方——储备粮要优先保证军需和工厂，牧民的口粮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多少斤都有死数，想多买也没有。今年秋收之后，柜台上的木牌换了一块。旧牌子上写的是“每人每月限购口粮三十斤”，新牌子上的字没变，但那个“三十”后面多了一行小字：“如有额外需求，可凭劳动券不限量购买。”
不限量。这两个字在草原上的分量，比任何口号都重。一个在克烈部旧地放牧的老牧民站在柜台前面，把木牌上的字看了三遍——他不识字，是合作社的女营业员一字一顿念给他听的。听完之后，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劳动券，面额有大有小，攒了整整一年。他把布包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话：“给我来五十斤白面。”女营业员愣了一下：“大爷，五十斤你吃得了吗？”老牧民把布包又往前推了推：“我吃不了。我给孙子蒸馍。蒸白面馍。”
在草原上，白面是奢侈品。以前只有贵族和那颜的餐桌上才见得到白面馍，普通牧民吃的是粗碾的燕麦糊糊和土豆。现在，合作社的粮食柜台后面，白面袋子摞得比人还高，土豆堆在仓库里堆不下，一部分切成了薯干，一部分酿成了酒精供给兵工厂的溶剂车间。贺明远在给后勤部的报告里，用了一句他在大学里从来不用的土话来形容今年的粮食储备：“猪吃不完，人吃不完，还能拿去换盐。”
盐确实来了。河西盐业公司的第一批精制盐在秋末运到了根据地的合作社。以前牧民吃的是粗盐，黑乎乎的，带着苦味，吃多了喉咙发涩。精制盐是雪白的，颗粒均匀，装在一斤装的粗布袋子里，袋子上印着“草原盐业公司”六个字。合作社的盐价定得极低——低到牧民用一张最小面额的劳动券就能换两斤。定价的时候有人提意见，说这么便宜是不是亏了。张楚岚的回答只有一句话：“盐不是商品，是命。命不能定价。”
与盐一起到的是棉布。江南的纺织厂在这个秋天通过软件传送了一批手摇缝纫机的核心部件，草原自己的木工车间配上了机架和木台面，组装出了第一批五十台手摇缝纫机。这些缝纫机没有进工厂，全部分配到了各个定居点的合作社，由合作社培训女社员操作，开设了“便民缝纫站”。牧民自己带布来，缝纫站免费给做衣裳，裁剪和缝制都不收钱，只收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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