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国抗日怒潮如江河奔涌之际，一份来自陕北的通电穿透层层硝烟，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那是红党领袖们联名发出的全国通稿，字里行间满是赤诚与决绝：
“日寇侵我东北，杀我同胞，此乃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之刻！
我等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立即停止内争，枪口一致对外，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亦要扞卫华夏河山！“
这份通电像一盏明灯，让沸腾的民意有了更清晰的方向。
北平的学生们举着 “拥护合作”、“响应抗日号召” 的新标语，游行队伍里唱起了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的歌曲；
魔都的工人群体在通电上集体签名，纱厂的机器旁贴满了 “团结抗日” 的传单；
连西南边陲的小镇上，乡绅们都聚在祠堂里，听着走方郎中念诵通电内容，当即决定捐出祠堂的香火钱，支援前线。
红党提出的 “一致抗日” 主张，如磁石般凝聚起更多力量，连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地方武装，也纷纷通电响应：
“愿听号召，共赴国难！”
然而，与这股滚烫的抗日洪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纸声明。
蒋光头在国府会议上发表讲话，声音透过无线电波传到各地，却满是委屈求全的调子：
“当前国力未充，不宜与日本全面开战，当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诉诸国际联盟，期冀列国秉公裁决。”
这份声明被各地报纸转载时，字里行间的 “隐忍” 与 “克制”，在民众眼中却成了 “懦弱” 的代名词。
为了 “诉诸国际”，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们在日内瓦的国联会议上反复陈情。
可面对日本代表 “纯属局部冲突” 的狡辩，英、法等国代表只是不痛不痒地提议 “双方停火谈判”，美国更是宣称 “保持中立”。
那些所谓的 “国际公义”，在日本的坚船利炮面前，不过是一纸空文。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瞬间炸开了锅。
北平游行的学生们举着 “国联靠不住，唯有自己拼” 的标语，冲到国民政府驻北平办事处门前；
魔都的报纸刊登出讽刺漫画：画中蒋介石跪在国联会议桌前，而日本兵正扛着枪在东北的土地上横行。
茶馆里的茶客们把报纸拍在桌上：
“求人家不如求自己！红党党说得对，只有自己握紧拳头，才没人敢欺负！”
一边是红党党振臂高呼 “团结抗日”，让无数人看到同仇敌忾的希望；
一边是国民政府寄望 “国际调停”，在侵略者面前步步退让。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像两股力量在全国民众心中拉扯 。
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所谓的 “委屈求全” 换不来和平，唯有如共产党所言，
“四万万人拧成一股绳”，才能把豺狼赶出家园。
街头的游行队伍里，“拥护统一战线” 的口号声越来越响，盖过了所有犹豫与怯懦，成为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最坚定的呐喊。
就在全国抗日呼声如雷贯耳之际，南京城一处隐蔽的公馆里，却上演着与这股洪流背道而驰的龌龊。
汪精卫端坐在铺着丝绒的沙发上，指尖夹着的雪茄燃到了尽头，烟灰簌簌落在浆洗得笔挺的西装裤上，他却浑然不觉，只盯着对面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密使，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笑意。
“日方的条件，我已经逐条看过了。”
他拿起桌上的密信，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扰了窗外的蝉鸣，
“承认‘满洲国’无妨，局部经济合作也不是不能谈 —— 眼下最重要的，是‘和平’，是让百姓免遭战火涂炭，不是吗？”
那密使推了推眼镜，眼中闪过一丝满意：
“汪先生深明大义。皇军对华北并无领土野心，只求‘共同防共’，若能达成协议，日方愿意支持汪先生组建‘新政府’，共商东亚大局。”
“新政府” 三个字像针一样刺人，汪精卫却微微颔首，手指在密信上敲了敲：
“但此事需万分隐秘。蒋先生那边还在做着国际调停的美梦，全国的学生、工人又被共产党煽动得热血沸腾，此刻若是走漏风声……”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阴狠，
“必要时，得让他们看看，‘激进抗日’的代价是什么。”
送走密使后，汪精卫独自站在窗前，望着街上举着抗日标语游行的人群，脸上露出几分鄙夷。
他从抽屉里取出早已拟好的 “和平宣言” 草稿，上面写满了 “曲线救国”“共存共荣” 的字眼，那些出卖华北主权、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的条款，被他用冠冕堂皇的词句包装得滴水不漏。
夜深人静时，他的亲信悄悄潜入公馆，带来了与日本军方达成的 “谅解备忘录”。
借着台灯昏黄的光，汪精卫在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在这风雨飘摇的夜里，像一把钝刀，正一点点切割着国家的筋骨。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