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天，唐立波来了，他问伤员们去哪儿了。
靳武利把那天的经历复述了一遍。
唐立波没太在意，以前也有伤员养好伤后自行归队的情况。
1949年春天，逃跑的佟大财主被抓。
民兵审问时，佟大财主交代说，靳武利为了独吞粮食，杀害了三名伤员。
去找那五个已经回家务农的土匪对质，他们都否认曾进死孩子沟抓人。
去联系伤员所属的部队，可部队已经改编成野战军入关了，地方上的人也说不清楚伤员是否归队，还有人说1948年在城里见过这三人中的一个。
这些混乱的信息让唐立波无法确认事情的真相，但他觉得靳武利还是个孩子，不可能做出杀害三名伤员的事。
一声枪响，佟大财主丧命。
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一名民兵提及当年佟财主交代的事情。
靳武利急忙否认：“我没有做过！”
民兵质疑道：“为什么你家余粮那么多？是不是把给伤员的粮食私吞了？”
靳武利连忙解释：“不是这样的。当时打下的斑鸠和捞到的鱼特别多，天天吃肉，所以粮食就剩下了。”
其实，他要是说没剩下余粮，或许情况还不至于这么糟糕。
可他用打鸟抓鱼、肉多所以粮多来解释，这让平日里很难吃到肉的人听了十分气愤，也让有心维护他的唐立波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靳武利说：“你们看，就今天，我用弹弓打下二十只斑鸠，如果打不下来，就算我真的害了人。”
然而，他忙活了一天一夜，却只打下五只斑鸠。
三天后，村里召开批斗大会，民兵提议：“让靳武利陪绑。”
大多数社员都表示认可，毕竟村里只有一户富农，批斗时显得冷冷清清。
从那以后，靳武利渐渐被大家视为村里有历史问题的人。
到了谈婚论娶的年纪，也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就这样，他孤身一人在这条沟里生活了下来。
1965年春夏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一位女子有了亲密接触，1966年，他的儿子出生，这才让他有了后代。
这些年，他在沟里为生产队开垦了几十亩地，生产队里没人愿意来沟里劳作，所以这些活儿都落到了他一个人身上，可收获的粮食却归大家所有。
在这条沟里，除了那位女子偶尔来的那几天，大多数时间都只有他和野鸡、野兔、小虫、小鱼相伴，不过这些伙伴中有一部分成了他的食物。
去年三大队到来时，他的草房被占。
后来三大队和村里协商，在石嘴岩西南坡建了一座石头房，他便搬了过去。
居民点建成后，三线人修建了厕所，村里安排他负责掏粪。
俗话说“粮食一朵花，全靠粪当家”。
大队告诉他，让他掏粪是对他阶级性的考验。
靳武利敲碎粪冰，挑到田里。
冬天的时候，大队里只有他和干部还在挣工分，其他社员都猫在家里。
大田里放眼望去，只有积雪、粪堆和枯草。
在枯草旁，他看到了自己想见的人正在拾草，那就是他的相好。
靳武利左右看了看，发现周围没人，便快步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从腰间解下一个布袋，递给对方：“早晨刚套到的兔子，拿回去给孩子补补身子。”
女人接过布袋，放进装草的篮子里，同时关切地问：“你吃了吗？”
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块玉米饼递给他。
饼还带着余温，靳武利一边吃，一边说起三线的事：“三线给村里有招工入厂的指标，我觉得你可能符合条件。”
“不可能的，我家那位成分高。”女人有些无奈地说。
“但你的成分不高啊，应该可以的！”靳武利鼓励道。
“那……回去我找队长问问。”女人犹豫着说道。
就在他俩小声交谈的时候，向阳街变得格外热闹。
大家迎着寒冷，站在道边、楼头，热烈地讨论着入厂的事情。
李云顺、张美艺、冉欣看到招工通知后，都非常兴奋，他们围成一圈，猜测着都有谁能入厂。
这时，李建华、杜武跑了过来，大家讨论得愈发热火朝天。
周红坐在办公桌前，在纸上写着杜某某、李某某，她正在盘算着谁能入厂。
这次她家没有人符合条件，不过宋领导、谢领导家有人能入厂。
她写了很多名字，但算来算去，离95位的名额还差不少，家属的情况也不太对。
宋领导的家属可以，老杜家属也可以，这个行那个也行，可到底这75位都有谁呢？这让她十分困惑。
回到家，周红一边做晚饭，一边问贾飞龙：“老贾，招工名额我算了好多遍，感觉不太对劲！”
“怎么不对劲？你是说年龄还是户口的问题？年龄可以改，改了就够条件了；户口也能变，变了就行，这点事难不倒领导的。”贾飞龙满不在乎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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