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婶家院门口那块冻得梆硬的泥地，被踩得稀烂。昨儿半夜那场雪崩留下的寒气还没散尽，混着牲口粪尿和泥水的味儿，被早起的日头一蒸，泛着一股子沤烂了的腥臊气。
两架爬犁车停在当院，牲口是老耿家那头最壮实的青骡子和赵大柱家那头瘸了一条腿、却格外有韧劲儿的老黄牛。爬犁是临时凑的，用粗壮的桦木杆子钉成底架，上头铺着厚实的旧门板，边沿拿粗麻绳捆了好几道，看着笨重又结实。
几个汉子正吭哧吭哧地往爬犁上搬东西。最打眼的，是那几个被擦洗得发白、捆扎得严严实实的白瓷坛子。坛口封着厚厚的猪尿脬，又裹了几层油纸，再用麻绳死死勒紧——里头装着的，就是昨晚我和王婶她们点着油灯，熬红了眼，一遍遍过滤、熬煮、澄出来的“血蜜”。那金黄油亮的蜜汁，现在闻着只有椴树花那股子霸道的清甜，昨晚那渗人的血腥气，一丝儿都闻不到了。
坛子旁边，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竹筐，里面是分门别类、用干净粗布垫好的干货：品相最好的野山菌、去了青皮的核桃仁、晒得干透透的榛蘑…这都是各家压箱底的好东西，是江屿用红彤彤的票子和那句沉甸甸的“我扛”换来的信任和活命钱。
赵大柱把最后一筐榛蘑垒上去，用粗麻绳在爬犁架上又狠狠勒了几道死结。他直起腰，抹了把额头的汗，那汗珠子混着泥灰，在他那张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的脸上冲出道道沟壑。他扭头望了一眼东屋紧闭的门板，他哥赵大山锯了腿，这会儿还昏沉着没醒透。他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再转回头看向爬犁上的货，眼神里只剩下一股子被逼出来的、孤狼似的狠劲儿。
“江哥，都绑结实了，跑不了！”他哑着嗓子冲堂屋门口喊。
堂屋门帘一挑，江屿走了出来。
日头光斜斜地打在他身上。他换了身干净的旧棉袄，是王婶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套在他身上依旧显得空荡。右臂被老孙头用木板和厚厚的布条固定着，吊在胸前，像个沉重的、灰扑扑的勋章。脸色还是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那是一种被剧痛、挫败和巨大压力反复淬炼过后的亮，像深潭底下燃烧的冷火，沉静，却蕴含着劈开一切阻碍的力量。他目光扫过院子里整装待发的两架爬犁，扫过那几个装着“血蜜”的白瓷坛子，最后落在赵大柱那张写满疲惫和孤注一掷的脸上，微微点了点头。
“大柱，你留下。”江屿开口，声音比昨天嘶哑稍好了些，却依旧带着一种金属摩擦般的冷硬，“大山哥离不得人。耿叔，”他转向像根柱子般杵在爬犁车旁、脸上那道疤在晨光里格外显眼的老耿，“你跟我走一趟镇子。认路，认人。”
老耿抱着胳膊，没说话，只重重地点了下头。那张刀刻斧凿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神像淬了火的刀子。
“江屿哥…”小石头抱着我的腿，仰着小脸，大眼睛里全是担忧和不舍。
江屿没看孩子，他的目光越过众人，落在我脸上。我站在堂屋门口的阴影里，后背的伤口被厚棉袄捂着，又被这紧张的气氛一激，一阵阵闷闷地疼。昨晚他昏死过去前那声嘶力竭的“把蜜弄干净…我有法子卖出去”，还有他攥着我手腕时那滚烫的、带着血腥味的指痕，像烙印一样刻在骨头里。
四目相对。他眼底那簇冷火似乎跳跃了一下，里面翻涌着太多东西——未散的痛楚，沉重的责任，还有一丝极力压制的、对我的担忧。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朝我极其轻微地、几乎难以察觉地点了下头。那眼神，胜过千言万语，是无声的嘱托，是沉重的信任，更是破釜沉舟的决绝。
“走吧。”江屿收回目光，不再看任何人，声音低沉而坚定。他没用别人搀扶，左手抓住爬犁车粗粝的辕木，借力稳住还有些虚浮的身体，率先一步踏出了院门。那只吊在胸前的伤臂，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动着。
老耿立刻跟上，走到青骡子旁边，熟练地牵起缰绳。赵大柱红着眼，狠狠拍了一下那头老黄牛的屁股，老牛“哞”地低叫一声，拉着沉重的爬犁，轱辘碾过冻硬的泥地，发出沉闷的声响，也跟了上去。
两架爬犁，一头青骡，一头老牛，两个沉默而伤痕累累的男人，载着靠山屯几乎全部的希望和孤注一掷的赌注，碾过村口那片被新雪覆盖、却依旧透着不祥气息的冻土堆，朝着被群山封锁的、通往镇子的方向，艰难地挪动。
车轮和爬犁的辙印，深深嵌入泥泞的雪地，一路蜿蜒，指向远方。
直到那两架爬犁和两个背影彻底消失在覆满厚雪的山坳口，变成雪原上两个缓慢移动的小黑点，我才缓缓吐出一口一直憋在胸口的浊气。后背的闷痛似乎也随着这口气泄掉了一些。小石头紧紧抓着我的手，小手冰凉。
“回屋吧，晚丫头，外头冷。”王婶叹了口气，过来拉我，“江小子…是个有主意的，又有老耿跟着…兴许…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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