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滨海市火车站。 巨大的穹顶下，人声鼎沸如同沸腾的海洋。汗味、泡面味、劣质香水味、消毒水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股令人窒息的浑浊气息。广播里冰冷的女声机械地播报着车次，巨大的电子屏上红色数字不断跳动。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流如同浑浊的潮水，推搡着、挤压着，每个人都带着迁徙的疲惫和目的地的憧憬或茫然。
陈默背着那个洗得发白、边缘磨出了毛边的旧帆布背包，身体挺得笔直，像一根被强行绷紧的弓弦。背包带子深深勒进他瘦削的肩膀，里面塞着他仅有的几件旧衣服、几本翻烂的课本、几个冷硬的馒头，还有那份重新粘合、却永远带着撕裂伤痕和淡淡酒污印记的录取通知书。他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衬衫（是王姨儿子打工时的旧衣服改的），袖口过长，遮住了他手背上结痂后依旧狰狞的疤痕。额角一块新鲜的淤青还未完全消退——那是两天前在工地扛水泥时，被工头嫌动作慢推搡撞到脚手架留下的。
站在他面前的是王姨。这个瘦小的女人头发似乎更白了些，眼角的皱纹深得如同刀刻。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用旧手帕包着的小布包，布包里是几个她天不亮就起来煮好、还带着微弱余温的鸡蛋，还有她偷偷攒了很久、皱巴巴的五百块钱——那是她省下的买菜钱和卖废品的全部积蓄。
“默默…”王姨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眼睛红肿得像桃子，显然刚哭过。她颤抖着手，想把那个小布包塞进陈默背包侧面的口袋。“拿着…拿着路上吃…到了学校…别太省…你妈…你妈要是在…该多心疼…”话未说完，眼泪又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她把头扭向一边，不敢看陈默的眼睛，肩膀无声地耸动。
陈默的目光越过王姨抽泣的肩膀，望向候车大厅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泥塘巷的方向被重重叠叠的高楼遮挡，早已看不见。但他仿佛还能闻到巷子里那股特有的、混合着腐烂垃圾和陈年油污的酸臭气味，还能听到父亲陈建国那歇斯底里的咆哮和酒瓶碎裂的尖锐声响，还能感受到母亲李秀兰那只剩一把骨头的身体瘫软在自己怀里的冰冷无助……这半个月，如同在地狱里煎熬。
父亲陈建国自那天冲出家门后，再也没出现过，如同从这个家里彻底蒸发。他选择了最彻底的逃避，将残破的家和如山巨债留给病重的妻子和尚未成年的儿子。而母亲李秀兰，经历了那场撕心裂肺的刺激后，病情急转直下，彻底瘫痪在床，每日靠着王姨偷偷熬点稀粥和不知从哪里淘换来的廉价止痛药片勉强维持着最后的气息，眼神空洞地望着屋顶，如同燃尽的枯灯。那笔天文数字般的透析欠费，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
为了凑齐学费和第一笔生活费，为了从死神手里抢回一点点母亲的时间，陈默这半个月像一头被鞭子抽打的牲口，疯狂地透支着自己早已不堪重负的身体。
白天，他在烈日炙烤的工地。沉重的、五十公斤一袋的水泥压在他尚未完全长成的脊背上，每一次弯腰扛起，都感觉脊椎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汗水如同溪流，瞬间浸透了他单薄的衣衫，混合着水泥粉尘，在皮肤上凝结成一道道灰白色的泥浆沟壑。肩膀的皮肤早已磨破，红肿出血，再被粗糙的水泥袋反复摩擦，每一次接触都带来钻心的剧痛。工头张瘸子叼着劣质烟卷，三角眼里闪烁着刻薄的光，稍有不顺就骂骂咧咧，甚至用脚踹。有一次，陈默因为连扛十几袋后眼前发黑，动作慢了一步，被张瘸子狠狠推了一把，额头撞在锈迹斑斑的脚手架上，鲜血瞬间涌出，混合着汗水和灰尘流进眼睛。他咬紧牙关，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是用沾满泥灰的袖子胡乱抹了一把脸，继续弯下腰。那五百块血汗钱，就是在这片炼狱般的工地上，一块块用血肉和尊严换来的。
深夜回到家，是另一个战场。母亲痛苦的呻吟和无助的泪水，如同钝刀子割肉。他拖着疲惫欲死的身体，强打精神给母亲擦洗身体，更换被大小便弄脏的床褥。污秽的气味充斥在狭小的出租屋里，但他早已麻木。昏暗的灯光下，他一边听着母亲细若游丝的呼吸，一边就着咸菜啃着冷硬的馒头，同时还要翻开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课本，逼迫自己记住一行行公式——那是他唯一能抓住的、通往一个“可能”不那么绝望的未来的绳索。身体的极限早已被突破，胃部饿得痉挛绞痛，肺部如同破风箱般发出嘶鸣，稍微深一点的呼吸就会引发一阵撕心裂肺的呛咳。好几次，腥甜涌上喉咙，他都强行咽下，口腔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铁锈味。
王姨是这地狱里唯一的微光。她瞒着自己那个同样艰难的家，几乎是住在了这里。小心翼翼地照顾着李秀兰，省下自己不多的口粮偷偷塞给陈默，在他咳得蜷缩成一团时，默默递上一杯温水和一块干净的旧布。那份重新粘贴的通知书，是她一片片从酒污和泥土里捡出来，用米汤一点点粘好、压平，再仔细擦去污渍的。她的眼神里有心疼，有绝望，更有一种近乎悲壮的、无声的支持——支持陈默抓住这唯一的、渺茫的生机逃离这片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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