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春末的外事办像个被时光遗忘的旧纸箱，褪色的 “友好往来” 锦旗斜挂在斑驳的石灰墙上，“友” 字的最后一捺被岁月扯得卷边，漏出底下 1962 年的旧标语残片，像极了小马手中那份皱巴巴的国际邀请函 —— 烫金的 17 个国际组织公章在晨光中泛着冷光，陈永年用红笔写下的 “资本主义糖衣炮弹” 八个字却更刺眼，墨水渗进纸面，把 “粮食保障研讨会” 的标题染成了可疑的血色。
小马的搪瓷缸磕在掉漆的铁皮桌上，缸身上 “为人民服务” 的字样被茶垢糊得只剩 “为人” 二字，像极了李海山那半件散架的中山装。“陈科长，” 他望着陈永年白大褂口袋里露出的半截孔雀羽毛 —— 那是从市政府门口最后一只孔雀身上薅的，此刻正随着对方的呼吸轻轻颤动，“邀请函是坦桑尼亚革命联合政府发来的，他们想了解咱们的‘自力更生餐饮经验’……”“经验？” 陈永年的放大镜突然压在邀请函的小麦图案上，镜片反光刺得小马眯起眼，“你看这麦穗朝右倾斜 15 度，和 1968 年布达佩斯会议上的修正主义麦穗角度完全一致！”
窗外传来赵师傅的怒吼，混着面团砸在案板上的闷响 —— 作为 “国际友好窝头” 项目负责人，他正用擀面杖敲打刻着五角星的模具，木屑从面团里蹦出来，像极了陈永年防伪印泥里的猴毛：“狗日的国际主义！” 他的骂声穿过走廊，惊飞了蹲在 “为人民服务” 标语上的麻雀，“昨天让掺孔雀毛，今天让刻公章花纹，明天是不是要给窝头办出国护照？”
外事办老张的算盘珠子在积灰的账本上哗啦作响，泛黄的《跨国审批流程图》像条巨蟒，28 个部门的红章是它身上的鳞片：“先去地球仪测绘科，” 他的手指划过 “地图比例审核” 栏，指甲缝里嵌着 1958 年大炼钢铁时的炉灰，“必须证明你报告里的非洲地图上，麦穗方向和邀请函完全一致 —— 精确到 0.5 度，多一度就是修正主义，少一度就是教条主义。”
地球仪测绘科的房间里，生锈的地球仪挤在墙角，每个赤道位置都贴着 “防止修正主义倾斜” 的红色标签。科长老王戴着修表匠的放大镜，用游标卡尺测量小马报告上的麦穗：“23.5 度，” 他的算盘珠子蹦出三颗，在积灰的桌面上滚了两圈，“比邀请函的 22 度多 1.5 度，属于‘国际主义偏差’，” 说着掏出红笔在 “非洲大陆” 上画了个巨大的叉，叉尖正好戳穿了 “坦桑尼亚” 的首都，“回去重画，记住，麦穗必须朝左，和咱们机关大院旗杆上的红旗方向保持一致。”
国际餐桌礼仪研究室的李大姐举着不锈钢餐叉，在小马面前走成一条直线，的确良衬衫的领口蹭过他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第二颗纽扣 —— 那粒纽扣早该退休，如今靠别针勉强挂着：“根据 1983 年《外事礼仪修正草案》第 7 条第 3 款，” 她的笔记本上，正确坐姿示意图像根笔直的电线杆，臀部占座椅三分之二，双膝间距精确到 10 厘米，“吃西餐时若翘二郎腿，属于‘资产阶级坐姿污染’，” 她突然停下，盯着小马的裤脚，“上周三你在食堂打粥时右腿晃了 12 次，必须提交《下肢摆动频率与革命纪律关联性分析报告》，附三张不同角度的摆动照片。”
最令人窒息的审查来自地下室的 “牙齿咬痕鉴定中心”，陈永年亲自担任主审官，白大褂上还沾着早上在食堂盖 “革命咀嚼章” 时蹭的红漆。他举着小马三天前咬过的苹果，果肉上的齿印被放在显微镜下，每个齿尖都被标上了 “修正主义钝角” 的红圈：“国际革命标准要求咬痕呈 18 度锐角，” 他用镊子夹起一片猴毛，放在咬痕旁边对比，“你 1987 年 5 月 19 日偷吃苹果时的咬痕是 30 度，属于历史遗留的右倾问题，” 他推了推眼镜，镜片上倒映出小马发绿的脸，“必须先在《口腔运动轨迹图》上用蓝笔修正，再找三位正科长签字证明你已通过咬合力矫正训练。”
当小马集齐第 28 个公章时，审批护照已厚达 376 页，每一页都印着不同的警示：地球仪测绘科的蓝印警告 “麦穗方向错误可导致国际主义航线偏移”，餐桌礼仪室的红章标注 “每翘腿一次扣除外事积分 10 分并写 500 字检讨”，最后一页的钢印最醒目 ——“有效期三天，过期重办”，三个大字因用力过猛，在纸背压出了深深的凹痕，像极了赵师傅案板上被公章砸出的印子。
李海山的国旗围裙在走廊尽头飘动，他正被苏联塔斯社的摄像机追着跑，围裙上的美国星条旗补丁被风吹得翻起，露出底下打满补丁的跨栏背心，“为人民服务” 的字样被面粉和咖喱渍覆盖，只剩 “为人” 二字在镜头前晃荡。“同志们，” 他对着麦克风比划 “自力更生” 的手势，围裙带突然崩开，古巴五角星、苏联镰刀锤子的布片纷纷飘落，“我们的粮食保障经验，就是让每一粒米都经过三重审批、五道政审，连淘米水都要盖‘廉洁用水章’……” 话没说完，脚下一滑，踩中了陈永年掉落的防伪印泥，在镜头前留下个滑稽的红脚印，像极了这个荒诞时代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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