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深沉，吴稚晖和王至诚的对话依旧热烈。两位志士在艰难的境遇中，谈及往昔的奋斗和理想。
当二人聊到最想念的亲人的时候，吴稚晖一把鼻涕一把泪，情感的洪流在心底奔涌而出：“母亲去世的惨景还历历在目。母亲去世后，外祖母心疼我们，将我和妹妹接到家中抚养。从此之后，吴某便长住在外婆家，直至中举之后。”吴稚晖的眼中闪烁着对家人的怀念之情。
王至诚听后，心中对吴稚晖多了几分敬重。不由想起了自己多年未见的家人，感慨地说：“从我很小的时候，很少见到父母，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爷爷送我去东京留学，这么多年没见到他们，连奶奶去世，都没能回家看一眼。”
吴稚晖非常理解王至诚感慨背后的沉重。“当年我与您的祖父王怀兰参加抗击日寇的甲午中日战争。战争的战败使吴某开始觉悟，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后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进北京，进一步刺激吴某去东渡日本，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后来和王至诚一样，带着振兴中华之志前往日本留学……”
吴稚晖的目光变得深邃，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个令人痛心的瞬间。
“在日本留学不久，被日本人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出境。我留下遗书，愤而投水，仿佛要以死抗争腐朽的制度……幸被所救，吴某未死。在蔡元培先生护送下回国来到了上海，在欢迎大会上我慷慨陈辞，痛斥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不久，章太炎在租界被捕，我在亲友的劝说下离开上海，先坐船到香港，再转赴英国。”吴稚晖的声音变得坚定，回忆中蕴含着无尽的使命感。
“1905年春，孙先生赴欧洲，在伦敦吴某初次与孙先生相识。是年冬，吴某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在伦敦加入孙先生的同盟会。1907年，吴某与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组织世界社、中华印字局，发行《新世纪》，鼓吹革命。”吴稚晖的声音中透出无尽的自豪。
王至诚感慨万千，随后说道：“震旦、沪大、约大等在华教会大学，学生被开除，教师被解雇，为争取教育主权，事未办成，却被当做共字号嫌疑关押在这里……”
“起初，吴某来上海不比王至诚啊！”吴稚晖的声音中透出一丝幽默。吴稚晖满脸笑意，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那是1912年4月19日，一位穿着黑西装、围着红围巾、用红绳扎着小辫子的小丑，在上海新舞台亮相。”
当时，吴某左手持西班牙鼓，右手执折扇，高唱自编的劝募歌。观众们为精彩的表演喝彩，于是吴某跪在台前叩头不止，观众投掷银元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将金戒、金手镯也投到了台上……
王至诚听到吴稚晖的故事忍俊不禁，笑道：“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国字号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书法家吴稚晖也有这样的募捐经历！”
“能屈能伸大丈夫也！”吴稚晖脸上挂着自信的微笑，继续说道：“袁大头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吴某愤然离开北京，回上海与蔡元培创办《公论报》，竭力鼓吹讨袁运动。袁大头与日本谈判签订了‘二十一条’，吴某与蔡元培等函件来往，揭露袁世凯卖国之举。陈炯明叛变，吴某从法国回国，奔走于京、沪、粤间，劝陈炯明悔过。北伐誓师大会上，吴某将孙先生的遗像和党旗国旗授给北伐军总司令蒋司令，并臻词激励全体将士。中山舰事件后，吴某和蔡元培等建议蒋‘整理党务’，‘清党’，可蒋干了什么？”
吴稚晖将酒杯放在桌子上，腾地站起身，愤怒地喊道：“我现在还替他们背着黑锅，还有，说我出卖了陈仲甫的儿子陈延年……”
王至诚静静地听着，心中的怒火渐渐平息。他意识到，尽管立场不同，彼此的故事却交织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王至诚也站起来说道：“吴先生曾是蒋的竭诚拥护者？这般的结果也是报应啊！”
吴稚晖并不生气，反而轻声劝道，“坐下！坐下！”
王至诚依旧保持着批判的态度：“年长的吴稚晖为年轻的蒋司令充当打手，捉摸不透啊！”王至诚弯下腰望着吴稚晖，语气中带着些许调侃，“一个丧家的乏走狗，急于找到它的主子，拿一份‘清党’的计划讨主子喜欢。甘愿做人家的狗！”
“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吴稚晖微微一笑，显得从容不迫。
王至诚继续说道：“谁不知道‘吴疯子’素有‘疯狗’之称，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替蒋司令干些咬人的脏活。”王至诚的话里句句带着几分讽刺。
吴稚晖笑着捡起王至诚丢弃的酒杯，斟满了酒，轻轻放在王至诚的身边。“来，喝一杯。”
王至诚将饭碗摆好，从吴稚晖手里接过酒瓶，咕咚咕咚，滴酒不撒地喝下，将碗底朝下给吴稚晖看了看，问道：“我王至诚收回教育主权夭折了！但你也不过是挂牌的教育家而已。”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