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尊经书院：复兴的摇篮
晚清尊经书院，在文经学传统熏陶下，培育大批有影响学人，标志蜀中学术复兴。彭家珍、吴虞等皆出自此。吴虞 “只手打倒孔家店”，以犀利思想冲击旧传统；吴之英、张森楷等学者文人，各以学识贡献。这里像一个学术熔炉，锻造出蜀学新力量。甲午战后，尊经书院向新式学堂转化，1901 年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成为四川大学前身。从书院到学堂，是蜀学适应时代的转变，见证着巴蜀学术在传承中求变，在求变中延续文脉，让每一个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为蜀学的韧性与活力赞叹，沉醉于它不断进化的生命力。
五、民国：新旧碰撞的火花
民国时期，巴蜀学术在时代浪潮中迎来新旧交融的澎湃。这是一个西风东渐、思潮涌动的年代，蜀地学者既坚守传统文脉根基，又踊跃拥抱新学，碰撞出独特的思想火花。
（一）学术传承与新变
传统学术领域，廖平是绕不开的人物。这位从尊经书院走出的学者，深耕经学，却不断求新求变。他的经学思想几经 “蜕变”，从 “今古文学” 辨析，到以经学谈 “天演”，将传统经学与西方进化论等思想奇妙融合。想象他在书斋中，面对古老经卷，却睁眼看世界，用新视角解读旧经典，仿佛一位裁缝，把传统布料与西洋花边缝出别致华服。其学说影响深远，不仅在蜀地学界激起波澜，更传至全国，让传统经学在民国的时代风雨里，寻得新的生长土壤，也让巴蜀学术的传承，多了几分敢于突破的勇气。
新学术浪潮中，华西坝成为重要舞台。华西协合大学等院校汇聚中外学者，带来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与学科体系。考古学上，三星堆相关探索虽未至大规模发掘，但已有学者关注蜀地古物，试图从这些沉默文物中解码古蜀文明。生物学、地质学等领域，也因西方学术引入，在蜀地山水间开展调研，记录独特生态与地质风貌。就像打开一扇扇新窗，让蜀地学人看到学术的多元可能，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学术视野，在此交汇，拓宽着巴蜀学术的广度。
（二）思想觉醒与传播
民国巴蜀，思想觉醒之风劲吹。马克思主义思想悄然传播，一批进步学者、青年在巴蜀大地探寻救国救民真理。他们在学堂、报刊、集会中，传播新思想，让红色火种在学术文化土壤里萌芽。同时，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涌入，白话文推广、文学革命等，冲击旧有文化格局。蜀地文人或创办刊物，或投身创作，用文字呼应时代。比如李劼人，以 “大河小说” 系列，用四川方言与细腻笔触，书写巴蜀社会变迁，把地方叙事与时代宏大背景相连，让巴蜀文学在民国文坛绽放独特光彩，也借文学传递着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成为巴蜀学术思想传播的生动载体。
这一时期的学术交流也空前活跃。学者们穿梭于蜀地与外地，参加学术会议、讲学访友。蜀地的书院遗迹、学堂新址，都成了思想交流的场所。不同学派、不同观念在此交锋又融合，如同湍急河流中的浪花，撞击出创新的水滴，让巴蜀学术在民国的特殊时空里，既坚守本土文化根脉，又积极拥抱世界，呈现出新旧交织、活力迸发的独特景致，吸引着求知者深入其中，探寻思想变革的脉络，沉醉于这份在传承中求新的热烈与执着。
六、新中国成立后：蜀学的新生与奋进
新中国成立，为巴蜀学术注入全新活力，开启传承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这一时期，蜀学在党的文化政策指引下，扎根巴蜀大地，呼应时代需求，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
考古领域成果丰硕，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惊艳世界。一件件造型奇异的青铜神树、金面具等文物出土，让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开。考古学者们如探秘者，在巴蜀土层中梳理历史脉络，用科学手段解读古蜀人的生活、信仰与智慧。这些考古成果，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窗口。如今，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化IP，融入文创、影视、旅游等产业，让沉睡千年的文物 “活” 起来，成为传播蜀学、增强文化自信的生动载体。
在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对巴蜀汉赋、唐宋蜀地诗词文赋等文学遗产，学者们深入挖掘。比如对扬雄《太玄》《法言》 等经典着作的重新校注与阐释，结合现代哲学思维，挖掘其中蕴含的宇宙观、人生观；对苏轼诗词文集的深度解读，从文学审美拓展到其反映的宋代社会风貌、人文精神，让传统文学经典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为当代文化创作、价值观塑造提供滋养。
（二）学术研究的多元拓展与现实赋能
现代学科体系下，巴蜀学术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在历史、文学、哲学、经济学等学科深耕的同时，积极对接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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