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祥和夜晚的致命枪声
1986年2月28日晚，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沉浸在周末的轻松氛围中。时任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与妻子莉丝贝特（Lisbeth Palme）像往常一样，选择在下班后享受一场电影带来的放松时光。这对夫妇没有携带任何保镖，如同普通市民一般，乘坐地铁前往市中心的"大电影院"。
当晚8点30分左右，帕尔梅夫妇到达影院，与他们的儿子马腾（Marten）及其女友会合。值得一提的是，首相并没有提前预订电影票，当他们到达时，电影票几乎已售罄。然而，售票员认出了帕尔梅，热情地将预留给影院经理的票卖给了首相一家。
电影散场时已是晚上11点多，一家四口在影院门口道别。帕尔梅夫妇沿着斯维瓦根大道（Sveav?gen）向地铁站方向漫步而行，这条大道是斯德哥尔摩最繁忙的街道之一。23点21分，当他们走到斯维瓦根大道与Tunnelgatan街的交叉口时，一个黑影突然从暗处窜出。
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夜晚的宁静。59岁的帕尔梅首相感到背部一阵剧烈的灼痛，他甚至来不及回头看一眼袭击者，便重重地倒在了冰冷的地面上。紧接着，第二声枪响响起，莉丝贝特也被击中，倒在了丈夫身边。
行凶者是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他在近距离开枪后，不慌不忙地沿着街道慢跑，爬上几级楼梯，来到邻近的街道，迅速消失在夜色中。这一系列动作被现场十多名目击者看在眼里，但在震惊与混乱中，没有人能够准确记住凶手的面容或逃跑路线。
几分钟后，一位路过的出租车司机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第一支警察巡逻队于11点24分抵达现场，此时距离枪击发生仅过去三分钟。然而，凶手早已逃之夭夭。11点29分，救护车赶到，将帕尔梅夫妇送往最近的医院进行抢救。
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帕尔梅首相因背部中枪导致脊髓严重损伤，于次日0点06分宣告不治身亡。莉丝贝特则幸运得多，子弹只是擦伤了她的背部肌肉，经过治疗后很快恢复了健康。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整个瑞典。在这个自1792年古斯塔夫三世遇刺后近200年间从未发生过政治暗杀的国家，首相在繁华街道上被公然枪击致死，无疑打破了瑞典社会长期以来的安全感与稳定感。
二、现场调查：错失的关键证据
2.1 混乱的犯罪现场处理
枪击事件发生后，斯德哥尔摩警方的反应显得异常迟缓且混乱。时任斯德哥尔摩警察局长汉斯·霍尔默（Hans Holmér）当晚正在山区与情人滑雪，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返回警局。这种高层领导的缺席，直接导致了现场处理的无序与低效。
警察没有正确地封锁犯罪现场，在凶手逃跑后的几个小时内，警方在市中心的封锁范围过小。送葬者穿过警戒线，放置鲜花，踩踏在帕尔梅的血迹仍未干涸的地面上。这种处理方式严重破坏了现场的完整性，许多潜在的关键证据就这样被无意中销毁。
更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在犯罪现场有众多目击者，但警方却没有及时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询问和记录。在枪击发生后的混乱中，警方只是简单地要求所有人回家，而不是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以便后续调查。这种处理方式与常规的凶杀案调查程序大相径庭，为案件的侦破埋下了隐患。
2.2 重要物证的意外发现
在帕尔梅遇刺后的几天里，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反复搜查，但似乎并未找到任何关键物证。直到案发几天后，一位路人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一颗子弹，并将其交给了警方。这颗子弹成为了案件调查中的重要物证，后来被证实是凶手使用的.357口径马格南子弹。
弹道专家分析，这颗子弹来自一把威力强大的左轮手枪，如Smith & Wesson 357 Magnum型号。这种武器能够在近距离造成致命伤害，即使目标穿着防弹背心，也难以幸免。这表明凶手是有备而来，目的明确，就是要置帕尔梅于死地。
然而，这颗关键的子弹直到案发几天后才被发现，这一事实引发了公众对警方调查能力的质疑。人们不禁要问：警方在案发后的现场搜查中究竟做了什么？为何如此重要的物证会被路人轻易发现，而专业的调查人员却未能找到？
2.3 目击者证词的矛盾与缺失
警方随后开始对现场目击者进行询问。在询问了25名目击者后，警方拼凑出了凶手的大致特征：男性，年龄30至50岁，身高180至185厘米，案发时身穿深色夹克。然而，对于凶手的具体长相、面部特征以及逃离路线，不同目击者的描述存在较大差异，甚至相互矛盾。
这种证词的不一致性使得警方难以确定凶手的真实身份。更糟糕的是，由于警方未能在案发当晚及时封锁现场并详细记录所有目击者的信息，许多重要证人在后续调查中难以找到，导致关键线索的永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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