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政策研究室那间充斥着陈旧书籍和油墨味道的宿舍，已是华灯初上。
我没有开灯，径直走到窗边。省城的夜色与清河县的漆黑截然不同，远处楼宇的灯火像撒了一把碎金子，勾勒出繁华的轮廓。可这繁华之下，我眼前晃动的，却还是老支书那在煤油灯下愈发显得沟壑纵横的脸，是张大柱们提到“三提五统”时那混浊又无奈的眼神。
肚子里咕咕叫了两声，才想起晚饭还没吃。从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掏出在火车站买的、已经冷透发硬的烧饼，就着白开水，机械地啃着。味同嚼蜡，但胃里有了东西，那团在胸中灼烧的火焰仿佛找到了燃料，烧得更旺了。
不能再等了。
我拉亮书桌上那盏昏黄的台灯，橘色的光晕驱散了小屋一角的黑暗。铺开一沓崭新的稿纸，拧开英雄钢笔的笔帽，吸饱了蓝黑墨水。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微微颤抖。
从哪里开始？
思绪纷乱如麻。调研笔记摊开在旁边，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数字、案例、对话。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家庭，是老人看病抓药的钱，是孩子读书买本子的钱，是来年买种子化肥的希望。
笔尖终于落下。
《关于清河县及周边地区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标题写下，心头的重压似乎卸去了一分。接下来，便是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
我首先描述了清河县整体的经济状况和财政困局，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避免空泛的感慨。然后，笔锋一转，直指核心——名目繁多的税费和摊派。
“……据不完全统计，除农业税外，农民还需承担村提留、乡统筹、教育附加、民兵训练、优抚、计划生育、乡村道路修建等多项费用，部分村镇甚至巧立名目，收取‘宅基地超占费’、‘畜禽防疫费’、‘林木看管费’等。经实地走访清河县三个行政村，抽样五十户农户计算，各类税费摊派约占其家庭年现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个别极端家庭甚至超过百分之五十……”
写到这里，我停了一下，眼前浮现出那个叫狗娃的孩子，因为家里凑不齐五十块的学杂费，已经辍学半个学期，每天赶着几只瘦羊在山坡上跑。我把他写进了报告里，用了化名，但情况是真实的。我知道，冰冷的数字需要鲜活的案例来赋予生命和痛感。
“……沉重的负担不仅挤压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更严重挫伤了其生产积极性，导致部分农户选择弃耕摆荒，举家外出务工。基层干群关系也因此日趋紧张，征收过程中摩擦不断，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在李家洼村，村干部为了完成征收任务，牵走拒交户家中唯一值钱的耕牛，引发激烈冲突，此事虽已平息，但民怨未消……”
夜深人静，只有钢笔划过稿纸的沙沙声，以及窗外偶尔传来的夜行车声。我写得极其专注，时而奋笔疾书，时而停笔凝思，反复推敲用词，既要保证事实准确，措辞严谨，又要尽可能地传递出那份沉甸甸的现实。
汗水浸湿了后背的衬衫，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台灯的光晕里，仿佛能看到那些农民期盼而又无助的眼神。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写字，而是在用笔尖撬动一块沉重的巨石，巨石下面，压着的是无数沉默的声音。
“致远？还没睡啊？”门外传来同事老张含糊的声音，他大概是起夜，看到我门缝下的灯光。
“哎，就睡了张哥。”我应了一声，手下却没停。
“年轻人，别太拼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老张嘟囔着，脚步声远去了。
我苦笑一下。拼？或许吧。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一种近乎本能的记录和责任。我想起王伯年老师曾经在课堂上感叹过：“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以前觉得这话有些迂阔，此刻却感同身受。
写到对策建议部分，我更加谨慎。我知道，光是揭露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我参考了中央近期的涉农文件精神，结合清河县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建议上级对贫困地区实行税费减免或转移支付倾斜；二是严格清理、规范各类收费项目，建立透明的征收目录和监督机制；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从根本上缓解负担压力。
这些建议，有些可能显得理想化，有些触及了现有的利益格局，但我还是写了进去。哪怕只有一条能被看到，被考虑，或许就能让某个地方的“狗娃”重新回到课堂。
当最后一个句号画上，窗外已经露出了鱼肚白。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将胸腔里积压了许久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手臂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酸麻僵硬，眼睛干涩发胀。厚厚一沓稿纸堆在桌上，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这十几个小时不眠不休的成果。
报告的结尾，我斟酌再三，写下：“……底层民众的坚韧与忍耐，是国家稳定的基石。然，基石亦有其承重之极限。正视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人心向背、政权稳固的政治问题。唯有让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最广大的农民群体，方能筑牢国本，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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