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
政策研究室里只剩下我桌前一盏孤灯，在偌大的办公室里切割出一片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区域。窗外，整座城市已经沉睡，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车灯，像流星般划过夜空。
而我，正与我的《农民负担调查》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这份报告已经修改了七稿。桌上散落着各种版本的草稿，有的被红笔划得面目全非，有的贴着密密麻麻的便签。王伯年老师下午离开时拍了拍我的肩膀："致远，这是最后一关了。记住，既要让上面看到问题，又要让他们愿意看下去。"
我懂他的意思。这份报告就像一味药，药性太猛会让人直接吐掉，药性太弱又治不了病。如何在疗效与适口性之间找到平衡，成了我今夜最大的难题。
"叮铃铃——"
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我愣了一下，这么晚了谁会打电话到办公室？
"喂，小林啊，我就猜你还在加班。"电话那头传来周汝信副秘书长沉稳的声音。
我的心猛地一跳："周秘书长？您怎么......"
"刚才路过省委大院，看见你们办公室还亮着灯。是在修改那份调查报告？"
"是的，秘书长。"我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正在做最后的调整。"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听说你在清河县和当地领导起了争执？"
我的后背瞬间渗出冷汗。消息传得这么快？
"秘书长，我只是......"
"不用解释。"周汝信打断我，"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但是致远，你要记住，在机关工作，光有锐气是不够的。你的报告我听说了一些内容，很尖锐啊。"
我握紧话筒，手心开始出汗。
"这样吧，"周汝信说，"明天早上八点，你带着报告直接来我办公室。记住，是原始版本，不要经过任何人修改的版本。"
"是！秘书长！"
挂掉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周副秘书长要亲自看我的报告？而且是未经修饰的原始版本？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这份报告终于有机会直达天听；忐忑的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福是祸。
重新坐回桌前，我看着眼前这份被反复打磨的报告，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我打开抽屉，取出最初的那份手稿——那些还带着清河县泥土气息的原始记录，那些未经任何"艺术处理"的数据，那些直指问题核心的尖锐分析。
"既然要看，就看最真实的样子。"我对自己说。
这个决定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解脱。我不再纠结于措辞的委婉，不再顾虑表达的技巧，而是让笔尖重新找回在清河县时的温度与力度。
写到农民被迫卖掉稻种的部分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李老栓那双粗糙的手；写到村级财务混乱时，我想起村民们迷茫又愤怒的眼神；写到基层形式主义时，吴县长那套"阵痛论"的说辞仿佛又在耳边响起。
"......调查显示，清河县三岔河村农民人均负担占纯收入比例高达44.05%，远超合理区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负担并未转化为相应的公共服务改善，村级道路年久失修，校舍破败，医疗资源匮乏......"
"......在'发展至上'的指导思想下，基层政府将招商引资、GDP增长作为首要任务，而民生改善、农民权益保护等软指标往往被边缘化。这种发展模式虽然能在短期内创造显性政绩，但从长远看，不仅透支了农村发展潜力，更动摇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公信力......"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食叶，又像细雨润物。我知道，这些文字可能会引起争议，甚至可能给我带来麻烦。但此刻，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支撑着我——总要有人说出真相，总要有人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声。
凌晨三点，报告终于完成了。
我仔细地将这份特殊的手稿装订好，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下："农民负担调查——基于清河县三岔河村等五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
做完这一切，我走到窗前。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晨光中，省委大院里的松柏显得格外苍翠，旗杆上的国旗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这一刻，我想起了很多。
想起大学时在图书馆如饥似渴阅读《乡土中国》的日子，想起毕业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为民请命"的誓言，想起父亲送我上大学时说的"别忘了你是农民的儿子"。
也许，我这份报告改变不了什么。也许，它很快就会像很多内参一样，被束之高阁。但至少，我尝试过，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早上七点五十分，我站在周副秘书长办公室门外。
手里这份不到二十页的报告，此刻却感觉有千斤重。我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像战鼓在擂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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