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初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摄政，殚精竭虑。其时天下初定，殷商遗毒未清，四方诸侯心怀异志。
周公内抚群臣，外镇诸夷，首平管叔、蔡叔勾结武庚发动的“三监之乱”，以雷霆手段稳固周室根基。继而营建东都洛邑，居天下之中，控驭东方诸侯，实现“天下枢机，尽在掌握”的战略布局。
然其最不朽之功，在于制礼作乐——他将散见于夏商两代的礼仪碎片，融汇升华，构建起一套缜密如天网、环环相扣的礼乐制度。
这套周礼，其核心精义在于“亲亲尊尊”。它以血缘宗法为经纬，通过嫡长子继承制、大宗小宗之别、五等爵位制（公、侯、伯、子、男）以及详尽的畿服制度（甸、侯、宾、要、荒），如同一位技艺超凡的工匠，精心雕琢出一个层级分明、权责清晰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
天子为天下大宗主，祭祀天神地只；诸侯为邦国宗主，守土安民；卿大夫辅佐诸侯，士为基层骨干，庶民力耕以供其上。每一层级皆有相应的权利、义务、礼仪、舆服、宫室、乐舞规制，不得僭越。
朝廷有典章（如《周官》、《仪礼》），邦国有史册（如各国《春秋》），民间有采风（后集为《诗经》），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不仅是一种政治宣称，更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深植入华夏各族群的认同之中。
周公还整理、创制了庄重典雅的“雅乐”，与礼仪严格配套。祭祀天地祖先用《云门》、《大咸》，朝会宴享用《大韶》、《大夏》，军旅用《大濩》，不同的场合、等级，乐舞的规模、器乐、队列皆有定式。
礼以别异，乐以和同，礼乐相济，共同编织出一张笼罩社会方方面面的无形之网，试图将一切社会活动都纳入一种和谐、有序、可预测的轨道之中，史载“成康之治，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正是这套体系初期效能的体现。
然而，再精密的制度也难敌时间的侵蚀和人性的张力。绝对的秩序在带来稳定的同时，也埋下了僵化的种子。
分封制本意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但经过数代繁衍，诸侯与周王室的血缘纽带必然淡薄。各诸侯国在各自的封疆内休养生息，开发土地，吸纳人口，实力此消彼长。
而周王室自身，在昭王南征荆楚而“不返”（疑似丧师身死），穆王西巡游猎耗费国力后，后继者如厉王推行“专利”政策与民争利引发“国人暴动”，幽王“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权威一落千丈。
平王东迁洛邑，依赖晋、郑等诸侯护送，王室尊严扫地，实质沦为中等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春秋格局。
郑庄公箭射周桓王肩头，“射王中肩”事件如同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宣告了王权彻底跌下神坛。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主相继崛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行兼并争霸之实。会盟、征伐、斡旋、背叛……国际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春秋无义战”成为常态。
在这王权衰落、诸侯竞逐的宏大历史剧场背后，一股更为深刻、影响更为久远的力量正在社会的深层悄然涌动，那就是思想的裂变与学术的下移。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教育为王室和贵族垄断，史官、巫祝掌握着知识的话语权。随着平王东迁，王室衰微，许多原属王室的官吏、史官、乐官流散诸侯国甚至民间，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官学失守，私学兴起，一个新兴的、具有一定知识修养和独立人格的“士”阶层开始崛起。他们不再固守世袭的职守，而是凭借自身的才智和学说，周游列国，寻求赏识和施展抱负的机会。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这些有识之士开始痛苦而深刻地反思：为何曾经维系天下的周礼会失效？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治乱兴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不同的思考路径，催生了不同的思想火花：
* 一部分人，如后来儒家的先驱，力图维护和复兴周礼的精髓，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认为社会的混乱源于对传统礼仪道德的背离，主张通过道德修养和制度回归来重建秩序。
* 一部分人，如一些务实政治家，虽口称“尊王”，实则更注重富国强兵的现实策略，探索如何在内政、外交、军事上增强实力，成为管仲、子产一类人物的思想渊源。
* 一部分人开始将目光从“天”和“君主”身上，转向“民”，产生了早期民本思想的萌芽，思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甚至出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激进观念。
* 还有一部分人，则超越现实政治，将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宇宙、自然和人生本质，探究“道”的奥秘，思考生死、祸福、名实等哲学问题，为后来的道家等学派开启先声。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