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博物馆的青铜大鼎在射灯下泛着冷硬的光泽，纹饰间积蕴的三千年岁月，让展厅里的每一缕空气都带着历史的沉郁。保安老张习惯性地摩挲着腰间的钥匙串，金属碰撞声在空旷的展厅里格外清晰——这是他在博物馆值守的第十五个年头，却从未想过，打破这份宁静的会是那个总是带着温和笑容的自己人。
刘峰最后一次走出博物馆大门时，梧桐叶正被秋风吹得簌簌作响。他怀里抱着一个半旧的纸箱，里面装着五年来获得的优秀员工奖状、磨损的工作证，还有一本密密麻麻标注着文物修复心得的笔记本。玻璃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倒映出他单薄的身影，也隔绝了那个曾让他热血沸腾的世界。
2018年，刚从文物修复专业毕业的刘峰，带着对古物的痴迷考入市博物馆。入职第一天，文物修复室的老主任李建国递给他一副放大镜，指着案台上一件宋代瓷瓶说：修复文物就像修补人心，得沉得住气，更得存着敬畏。那时的刘峰，眼睛里闪着光，每天最早到岗，最晚离开，修复室的台灯常常亮到深夜。
他对青铜器修复有着近乎偏执的热情。馆里那尊商代青铜方鼎，是刘峰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刚接手时，方鼎的三足有明显裂痕，器身布满铜锈，纹饰模糊难辨。刘峰查阅了近百篇考古文献，多次赴省文物保护中心请教专家，甚至用三个月时间复刻了一个等比例的陶制模型，模拟古代铸造工艺，只为找到最贴合的修复方案。当修复后的方鼎在商周青铜文明特展上展出时，看着观众驻足惊叹的模样，刘峰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初。博物馆启动数字化文物保护”项目，计划引入三维扫描、AI修复模拟等新技术，同时对部门进行重组。刘峰满心欢喜地提交了青铜器数字化修复的方案，却在项目评审会上遭遇了滑铁卢。负责项目的副馆长认为，他的方案过于侧重传统工艺，不符合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标，最终选择了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由对方派出的技术团队主导项目。
更让刘峰难以接受的是，他被调离了文物修复室，安排到了行政后勤部门，负责文物外展的协调工作。你的传统修复经验很宝贵，但现在馆里更需要能对接新技术的人才。李建国主任找他谈话时，语气里满是惋惜。刘峰看着办公室里堆积的报表和流程单，感觉自己像一颗被随意丢弃的螺丝钉，五年的付出和热爱，仿佛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
他不是没有争取过。他先后三次向馆领导提交申请，希望能重新回到修复岗位，哪怕只是参与项目的辅助工作，却都被以服从组织安排为由拒绝。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副馆长的办公室外，听到对方和科技公司负责人的对话：刘峰那套老办法早就过时了，留着他在修复室，反而影响项目进度。这句话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刘峰的心里。
2023年9月，刘峰以“个人发展与单位规划不符”为由，提交了辞职报告。离职手续办完那天，他独自走到青铜方鼎的展厅，隔着玻璃凝视着那尊熟悉的器物。灯光下，方鼎的纹饰依旧清晰，却再也照不亮他心中的灰暗。他摸了摸口袋里偷偷复刻的展厅钥匙，一个疯狂的念头开始萌芽。
离开博物馆后，刘峰租住在老城区的一间民房里。昔日堆满专业书籍的书桌，如今散落着博物馆的平面图、安防系统说明书和各种手绘的草图。他没有找新工作，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一个秘密计划中——盗取青铜方鼎，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向否定他的博物馆“证明”自己的能力。
作为曾经的内部员工，刘峰对博物馆的安防系统了如指掌。他知道，展厅的监控设备每小时会有30秒的自动切换间隙，这是设备散热的盲区；夜班保安会在凌晨2点准时到负一层的休息室换班，这段时间是展厅巡逻的空窗期；文物库房的门禁系统虽然采用了指纹识别，但备用钥匙存放在行政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密码，他在后勤部门工作时早已通过日常登记记录推算出来。
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刘峰花了两个月时间踩点。他以归还个人物品的名义多次回到博物馆，每次都假装不经意地观察安防设备的运行状态、保安的巡逻路线，甚至用手机悄悄拍摄展厅的布局。有一次，他在修复室门口“偶遇”李建国主任，还故作轻松地询问青铜方鼎的保存情况，得知方鼎近期将被转移到临时展厅进行维护，这让他意识到，行动的时机即将到来。
除了证明能力，倒卖文物获取利益的念头也在刘峰心中不断膨胀。离职后，他的生活陷入困顿，积蓄很快见底，房租和日常开销压得他喘不过气。他通过网络联系上一个名叫“老鬼”的文物贩子，对方得知他能接触到商代青铜方鼎时，立刻表示愿意出价500万元收购，前提是“确保文物完好，且能安全运出本市”。500万，这个数字足以让他摆脱当前的困境，甚至能让他重新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修复工作室”——这是他曾经最渴望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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