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莫没说话，走进厨房准备煮鸡蛋。水龙头的水哗哗流着，她看着水池里自己的倒影，眼角的皱纹比去年深了些，鬓角竟冒出了两根白发。她想起相亲角那些男人的话：“三十八岁像四十八”“皱纹太多像累赘”，那时候她还能靠“野雏菊”的成绩反击，可现在，63岁的山峦横在面前，那些皱纹、白发，突然成了压垮信心的稻草。
“妈妈，老师说要写‘我的梦想’作文。”念念跑进来，手里举着作业本，“我写的梦想是让妈妈不用上班，陪我和弟弟玩。”她指着作文本上的画，“这是你，这是我，这是外公，我们在野雏菊田里放风筝。”画里的天空是湛蓝色的，没有一丝青灰，“外公说，山再高，也挡不住太阳。”
手机又响了，是社区主任打来的，“张女士，我们社区要开个延迟退休的座谈会，想请你作为创业女性代表发言。”主任的声音很亲切，“很多中年女性都很迷茫，你靠自己的力量撑起家，撑起一个团队，你的话肯定能鼓励她们。”
座谈会定在下午两点，社区活动室里坐满了人，大多是四十到六十岁的女性，有超市收银员、工厂女工，也有像张小莫这样的创业者。李大爷带着几个退休男士坐在后排，说是“来给老伴们撑腰”。社区主任刚说完开场白，一个穿工装的大姐就站起来，声音带着哭腔：“我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年，双手全是老茧，颈椎和腰椎都不好，医生说我不能再久坐久站，现在让我干到63岁，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也是！”一个戴围裙的阿姨说，她是社区食堂的厨师，“我每天要炒几十份菜，胳膊都肿了，本来想着55岁退休，帮儿子带孩子，现在要干到63岁，我孙子都该上中学了，哪里还需要我带？”
议论声再次响起，比公告栏前更激烈。张小莫坐在角落，看着那些布满老茧的手、带着倦意的脸，突然想起“野雏菊”的绣娘们。有个叫陈姐的绣娘，丈夫去世得早，她一个人带大女儿，双手因为常年刺绣变形，却总说“绣野雏菊的时候，心里就踏实”；还有李姐，得了类风湿关节炎，手指僵硬，却把野雏菊的纹路绣得比常人还细腻，她说“这是我唯一能挣钱养家的本事”。
“请张女士发言。”社区主任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张小莫站起来，走到台前，看着台下那些期待又焦虑的眼睛，突然想起父亲的话：“莫莫，说话要像野雏菊，不张扬，却有力量。”她从帆布包里掏出父亲的铁皮工具箱，打开后露出里面的扳手和银镯，“这是我父亲的扳手，他开了一辈子摩的，手上的茧比在座很多姐姐的都厚，他58岁那年还在帮人修摩的，他说‘只要还有力气，就能挣钱养家’。”
她举起银镯，镯身的野雏菊纹路在灯光下闪着光：“这是我母亲给我女儿的嫁妆，她化疗的时候，趴在病床上给老银匠画纹路，她说‘野雏菊在石缝里都能开花，女人也能’。”她的声音渐渐响亮，“我40岁，离异带俩娃，母亲癌症，现在政策说要干到63岁，我也怕，怕自己撑不住，怕‘野雏菊’倒了，怕养不起家。但我更怕的是，我们因为这座山，就放弃了脚下的路。”
“我开‘野雏菊’的时候，有人说我肯定干不长，说单亲妈妈创业就是笑话。”她指着台下的苏琳，“我和我的伙伴，带着几十个像我们一样的中年女性，绣童装、做直播，我们的绣娘里，有类风湿患者，有单亲妈妈，她们用变形的手，绣出了最漂亮的野雏菊。”她的目光扫过台下，“延迟退休是座山，但我们可以一起搭桥、修路，甚至把山变成我们的风景。”
话音刚落，陈姐突然站起来，“张姐，我不退群了！你说得对，与其害怕，不如好好干。我女儿说，等她大学毕业，就来帮我，我们娘俩一起绣野雏菊，干到63岁也不怕！”李姐也跟着说：“我把类风湿的药换成便宜的，只要还能拿针，我就跟着‘野雏菊’干！”
后排的李大爷突然鼓掌，“说得好！我老伴也在‘野雏菊’绣活儿，我明天就去工地找份兼职，帮她分担！”王大爷也喊：“我闺女的服装厂要是涨工价，我就去跟老板谈，咱们中年女性不是累赘，是宝藏！”
座谈会结束时，夕阳已经西斜。清水君骑着改装的小拖车来接她，车斗里装着“野雏菊”的新款布料，上面印着大片的野雏菊，青灰色的花茎上，开着嫩黄色的花。“苏琳说你发言特别棒，绣娘都留下来了，还有几个姐姐说要介绍亲戚来。”他递给张小莫一瓶温水，“我跟工地老板谈了，以后我上半天班，下午来‘野雏菊’帮忙，工资虽然少点，但能帮你分担。”
回家的路上，二宝坐在拖车斗里，手里攥着朵野雏菊，花瓣蹭在清水君的工装上，留下黄色的印记。念念趴在张小莫耳边，“妈妈，我长大了要发明一种机器，帮你绣野雏菊，这样你就不用干到63岁了。”风拂过廊下的风铃，“叮铃”声混着孩子们的笑声，像首温暖的歌。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