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15日，纽约曼哈顿下城。
晚上八点二十分，查理·沃森提着手提箱走出地铁站。
他是美国陆军部文职雇员，级别七级，能接触到“普罗米修斯计划”的外围文件。
箱子里装着十二页复印文件——特二军士兵体能异常报告摘要，删除了具体姓名和部队番号，但保留了关键数据。
接头地点在第三大道的一家波兰餐厅后巷。
“天气不错。”穿灰色大衣的男人说暗号。
“适合钓鱼。”沃森回答。
箱子换成一个牛皮纸袋，纸袋里有八千美元现金。沃森转身离开，脚步有些快。他没注意到巷口停着一辆黑色雪佛兰，车里的人用莱卡相机拍下了整个过程。
车里的人代号“邮差”，隶属严明翊部署在美洲的第三渠道网络。他的任务不是阻止交易，而是确保交易成功，并让更多人知道。
第二天上午九点：“邮差”将冲洗好的照片和一份复写文件副本，分别投递到三个地方：《纽约时报》匿名爆料信箱、苏联驻纽约领事馆后门、英国军情六处在纽约的掩护地址。
同日，东京。
日本陆军省医务局课长中村隆一将一份标有“绝密·神风计划第二阶段评估”的文件交给秘书，要求复印三份送交海军、关东军和本土防卫军。
文件在传递途中被调包。调包者是参谋本部大夏课副课长小林觉——他于1939年被策反，成为严明翊情报网中最深的钉子之一。
调包后的文件删除了具体实验地点，但保留了“第三代实验体战场适用性测试数据”。文件被装入标有“日满医学交流年会参考资料”的普通档案袋，由一名不知情的下级军官送往瑞士驻日公使馆。
瑞士外交官例行公事地拆封检查，看到内容后脸色骤变。三小时后，电报发往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总部：“日本军方进行违反国际公约的人体强化实验，证据确凿。”
消息像病毒般扩散。
莫斯科，卢比扬卡大楼地下二层。
克格勃主席贝利亚在凌晨两点被叫醒。他穿着睡袍看完纽约和东京传来的情报摘要，立刻拨通克里姆林宫专线。
“斯大林同志，我们需要立即启动应对计划。”
第二天上午，苏联国防委员会特别会议召开。
会议记录编号147/К：“鉴于美日两国在生物强化军事领域的进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能落后。批准启动‘红色卫士’计划，负责人：贝利亚。资源授权：可使用古拉格系统内的一切可用实验体。目标：六个月内获得可投入战场的强化士兵方案。”
贝利亚的办事效率惊人。七天后，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第47号特别营地被划为研究基地。三百名“政治犯”被转运至此，档案上标注的转移原因是“参与新型劳动康复计划”。
柏林的反应更加狂热。
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将日本提供的资料片段放在希特勒面前。元首只看了一半就站起身，在办公室内快步走了三圈。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纯粹的雅利安战士，没有恐惧，没有软弱！”希特勒敲打着桌子：“立刻启动！代号……‘瓦尔哈拉’！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直接负责！”
希姆莱在四十八小时内召集了党卫队特别医学部门的全部专家。会议在党卫队总部地下会议室举行，墙壁上挂着北欧神话壁画。
“我们需要大量实验材料。”首席科学家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说：“至少需要两千个健康男性，最好是斯拉夫人或犹太人。”
“达豪集中营可以提供第一批五百人。”希姆莱签署了调令：“如果效果显着，奥斯维辛那边还有更多。”
伦敦的反应相对克制，但紧迫感丝毫不减。
丘吉尔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听完军情六处处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的汇报，抽了半支雪茄才开口：“我们不能落后，但也不能像那些野蛮人一样行事。启动一个英国式的计划——体面，有效，控制在必要限度内。”
“圆桌骑士项目”于次日秘密成立。
项目总部设在牛津大学动物学系地下实验室，负责人是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查尔斯·谢林顿爵士。
研究方向被限定在“安全范围内的体能增强药物开发”，首批实验对象是志愿服役的囚犯和殖民地士兵。
法国抵抗运动通过走私渠道获得情报片段后，陷入两难。
他们既需要这种技术来对抗德军，又无法像大国那样建立实验室。最终，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代表通过秘密渠道向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质询：“美国是否在进行类似研究？如果是，自由法国需要共享成果。”
质询被转到五角大楼，马歇尔将军看到文件时眉头紧锁——消息比他预想的传播得更快。
塞班岛特二军前线指挥部。
情报处长宫丽将厚达六十八页的汇总报告放在严明翊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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