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老鼠”阿四盗窃团伙的迅速覆灭，如同一阵凛冽的秋风，扫过了码头的每一个角落。陈霄“陈副探长”的名号，不再仅仅依赖于黄金荣的赏识或自身的狠辣，更与“能力”、“效率”、“规矩”这些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商户们感到安心，工人们觉得有了盼头，就连那些惯常偷奸耍滑、欺压良善的地痞混混，也暂时收敛了气焰，生怕撞到这位新上任的“阎王爷”枪口上。
巡捕分驻所里的风气为之一新。胡巡捕等人彻底收起了怠慢之心，办事勤快了不少。刘斌、周旺这两个年轻人更是将陈霄视为偶像，干劲十足。陈霄趁热打铁，参照现代警务管理的思路，制定了简单的值班、巡逻、案件登记制度，虽然粗糙，但至少让分驻所的运作有了章法。
然而，陈霄深知，仅靠雷霆手段打压，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码头区真正的顽疾，在于底层民众的贫困和无保障。大量涌入城市的难民、破产农民在码头卖苦力，收入微薄，且毫无保障，一旦受伤生病，或者遇到天灾人祸，立刻就会陷入绝境。这种绝望，才是滋生犯罪和动乱的温床。
这天下午，陈霄没有穿巡捕制服，而是换上了一身普通的青布长衫，只带着王雷，再次深入到码头工人聚居的棚户区。这里污水横流，棚屋低矮密集，空气中弥漫着贫穷与疾病的气息。与不远处外滩的繁华相比，宛如两个世界。
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在泥地里追逐打闹，看到陈霄和王雷，都怯生生地停下脚步，躲到一边。一个老妇人坐在自家棚屋门口，吃力地缝补着满是补丁的衣物，眼神麻木。
陈霄走到一个正在修理破旧板车的工人面前，递过去一支烟。那工人认得陈霄，有些惶恐地接过烟。
“老哥，一天工钱能拿多少？家里几口人？”陈霄蹲下身，帮他扶着板车，语气平和地问道。
那工人受宠若惊，叹了口气：“唉，好时候一天能挣二三十个铜板，不好的时候就没了着落。家里五口人，就靠我这点力气吃饭，娃他娘身子不好，干不了重活……这日子，难啊！”
陈霄默默地听着，又走访了几户人家，情况大同小异。疾病、意外、拖欠工钱，是压在这些底层工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回到分驻所办公室，陈霄的心情有些沉重。他召来了李正清、孙耀祖和王雷。
“码头上兄弟们的日子，太苦了。”陈霄开门见山，“光靠我们巡查队盯着，防得住偷盗，防不住人心。得想办法，给大家一条活路，一个盼头。”
李正清扶了扶眼镜，为难道：“霄哥，咱们凌云公司刚起步，橡胶生意虽然顺利，但利润大部分都投入到下一批货和打点关系上了，账上能动用的活钱不多。要想救济这么多人，怕是杯水车薪。”
孙耀祖也点头附和：“而且，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直接发钱，不是长久之计。”
陈霄赞许地看了孙耀祖一眼，这个大学生确实有想法。“说得对。所以，我打算做两件事。”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第一，以码头货运协会和凌云公司的名义，设立一个‘互助基金’。从我们每月的利润里，固定拿出一部分，再从愿意参与的商户那里募集一些，作为本金。这笔钱，用来给码头上的工人提供小额无息借款，应对急病、丧葬等突发困难；同时，设立一个简单的药箱，储备些常用的外伤药和便宜草药，免费或者低价提供给生病的工人和家属。”
李正清飞快地心算了一下，点头道：“如果只是初期启动，数额不大，账面上挤一挤，应该能行。募捐方面，我可以去和几家相熟的货栈老板谈谈。”
“第二，”陈霄继续道，“光靠扛大包，挣的是血汗钱，也没个保障。我们要开辟一些新的、相对稳定点的活路。王雷，你挑选一些身体好、脑子活、信得过的兄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特别装卸队’。专门负责装卸那些贵重、易碎或者需要特殊照顾的货物，收费可以比普通装卸高一些，但服务必须到位。这部分多出来的收入，大部分归兄弟们自己，小部分纳入‘互助基金’。”
王雷眼睛一亮：“这个办法好！既能给兄弟们多挣点，也能显出咱们协会的本事！我这就去挑人！”
“耀祖，”陈霄看向孙耀祖，“你英文好，多跑跑洋行和那些外国公司。看看他们有没有需要长期、固定装卸队的业务，或者有没有其他我们能承接的零活。哪怕钱少点，先把这个渠道建立起来。”
“明白，陈先生！”孙耀祖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但也充满了干劲。
陈霄的这两项举措，很快就在码头上推行开来。
“互助基金”和免费药箱的设置，虽然初期规模很小，帮助的人也有限，但它代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关怀和秩序。当第一个因工受伤的工人从基金里借到钱及时看了医生，当第一个发烧的孩子从药箱里拿到退烧的草药后，消息迅速传开。工人们看向陈霄和巡查队的眼神，不再是单纯的畏惧，更多了几分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拥戴。就连一些原本对陈霄心存疑虑的老工人，也开始转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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