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末，长江笼罩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中。浑浊的江水裹挟着断木、杂物，偶尔甚至能看到肿胀的尸体，无声地诉说着下游那座东方巴黎正在经历的炼狱。无数船只，从豪华的客轮到简陋的舢板，塞满了逃难的人群，逆流而上，将恐慌与悲伤一路蔓延至这座被称为“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
陈霄站在一艘并不起眼的货轮甲板上，任凭冰冷的江雨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衣襟。他目光沉静地凝视着前方渐渐清晰的武昌码头轮廓，那里人头攒动，喧嚣鼎沸，与上海沦陷前的死寂形成了鲜明而又刺痛的对比。
离开了经营数年、根基深厚的上海滩，来到这陌生的、派系林立的武汉，即便是陈霄，心中也难免生出几分浮萍之感。但他眼神中的锐利并未削减，反而如同被磨砺的刀锋，更加内敛而危险。
“霄哥，码头到了。这边安排接应的人应该已经到了。”王雷走到他身边，低声汇报。他身上的伤尚未痊愈，脸色有些苍白，但腰杆依旧挺得笔直，如同标枪。他麾下的“警卫营”经过一路整顿，虽然人数仅剩一百八十余人，但皆是百战余生的精锐，眼神中透着与普通溃兵截然不同的沉稳与煞气。
“嗯。”陈霄微微颔首，“让弟兄们打起精神，武汉不是上海，这里的水，更深。”
货轮缓缓靠岸。扑面而来的是更加浓重的难民潮气息——汗味、霉味、消毒水味混杂在一起，还有无处不在的焦虑与茫然。码头上，扛着大包小包的难民、吆喝着的脚夫、维持秩序的军警、以及各式各样寻找机会的掮客，构成了一幅混乱不堪的流民图。
“可是陈先生当面？”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颇为精干的中年男子带着几个人迎了上来，语气恭敬中带着一丝审视。
“我是陈霄。”陈霄走下跳板，目光平静地看向对方。
“在下周世明，奉张司令之命，在此迎候陈先生大驾。”中年男子脸上堆起热情的笑容，“张司令军务繁忙，无法亲至，特命在下安排好陈先生及各位兄弟的落脚之处，并送上薄仪，聊表心意。”说着，他示意身后随从递上一个沉甸甸的布包，里面显然是黄澄澄的大洋。
张司令，便是张发奎。这位铁血将领此时正担任武汉卫戍司令长官之一，手握兵权，是陈霄在这武汉地界上最硬的一块招牌。兄弟相认虽未大肆宣扬，但张发奎显然已暗中打点好了一切。
“有劳周先生，代我多谢大哥。”陈霄不动声色地接过布包，递给身后的王雷。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他记下了。
在周世明的安排下，陈霄一行人避开了最混乱的难民区域，乘坐几辆早已准备好的汽车，来到了武昌城内一处相对僻静、带有院落的宅邸。这里虽比不上上海的公馆气派，但也算宽敞整洁，足够安置核心人员。
“陈先生，这里是司令为您安排的临时住所。城东还有几处仓库和空地，司令也打了招呼，可供陈先生安置后续人员和物资。”周世明办事效率极高，言语间也透露出张发奎对这位“兄弟”的重视。
安顿下来后，陈霄立刻召集了随行的核心人员——王雷、孙耀祖、李正清（傅文华留守上海处理最后事宜，随后赶来）开会。
“我们到了武汉，但脚跟还没站稳。”陈霄开门见山，“当前有几件事，必须立刻着手。”
“第一，人员安置。正清，你负责统计我们撤到武汉的所有人员，包括技术人员、帮众骨干及其家眷。统一登记造册，按技能、特长分类。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摊子重新支起来。”
“明白，陈先生。”李正清立刻点头，“通盛钱庄在汉口有分号，虽然规模不大，但可以作为我们临时的联络点和资金中转站。后续资金的接收和调度，我会尽快理顺。”
“第二，情报。”陈霄看向孙耀祖，“耀祖，你在文化界、新闻界人脉广，想办法尽快融入武汉的圈子。这里现在是战时陪都的预备役，各方势力鱼龙混杂，政府要员、军方派系、CC系、黄埔系、还有各地来的军阀，甚至……延安的人。我们要弄清楚这里的权力格局，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可以合作。”
“我明白。”孙耀祖推了推眼镜，眼中闪过一丝精光，“武汉大学、新闻机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都是突破口。我会尽快建立我们的信息网络。”
“第三，安全与根基。”陈霄最后看向王雷，“王雷，警卫营是我们现在最核心的力量。明面上，我们可以挂靠在某个保安团或者伤兵救护机构名下，领一份饷，有个合法身份。暗地里，训练不能停，标准还要提高。武汉情况复杂，难保没有日谍或者仇家盯上我们。”
“是！霄哥放心！弟兄们心里都憋着一股火，训练绝不会松懈！”王雷沉声应道。
“另外，”陈霄沉吟片刻，“我们在上海留下的‘根’不能断。尽快和赵虎取得联系，建立稳定的通讯渠道。上海的情报，对我们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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