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国公府的朱漆大门前却一片萧索。守门的卫士缩着脖子搓手跺脚，眼神里满是惶恐，连过往行人都下意识地加快脚步，生怕沾染上半点晦气。
三日前，一道措辞严厉的圣旨从宫中传出，像一记惊雷炸响在勋贵云集的秦淮河畔——“曹国公李景隆，挑拨是非，有负皇恩，着即申饬，罚俸一年，禁足府中，闭门思过！”
旨意下达的那一刻，整个南京城的勋贵圈子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消息传到魏国公府时，徐辉祖正在书房里翻看《大明律》。这位徐达长子，继承了父亲沉稳内敛的性子，听到消息后只是指尖微微一顿，目光依旧落在书页上，语气平淡地问前来禀报的管家：“旨意里还有别的说法吗？”
“回老爷，”管家躬身道，“听说陛下在朝堂上特意提了陈景然，说他治漕有功，是国之栋梁，还斥责了几位附和李景隆的御史，说他们‘不知轻重，混淆视听’。”
徐辉祖这才合上书，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陷入了沉思。他比谁都清楚，这道圣旨绝非针对李景隆一人那么简单。皇帝朱标登基七年来，一直致力于平衡文官与勋贵的势力，而长宁公主朱玉宁自去年主持总理衙门后，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更是触动了不少勋贵的既得利益。李景隆的这次冲撞，恰好成了皇帝敲打勋贵集团的契机。
“去备车，”徐辉祖站起身，“去见常升。”
开国公常升是常遇春的儿子，也是长宁公主的亲舅舅。当徐辉祖抵达开国公府时，常升正焦躁地在客厅里踱步，见到徐辉祖，立刻迎了上去：“辉祖，你可算来了，你说说，陛下这是动真格的？景隆这性子是莽撞了点，但也不至于……”
“不至于什么？”徐辉祖打断他，“不至于禁足？常升，你糊涂。陛下要的不是惩罚李景隆，是要一个态度。”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飘起的零星雪花，“你想想，公主殿下推行漕运改革，动了多少人的利益？那些囤积粮食、垄断漕道的勋贵，哪个不是暗地里骂娘？景隆跳出来，正好给了陛下收拾他们的理由。”
常升愣了愣，随即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陛下这是敲山震虎？”
“不止，”徐辉祖转过身，眼神锐利，“更是为公主铺路。你没看出来吗？陛下对公主的支持，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陈景然是什么人？一个出身不高的实干派，背后没有任何勋贵势力。公主选他，陛下扶他，就是要树立一个榜样——只要有才干，能为朝廷办事，不管出身如何，都能得到重用。”
常升沉默了。作为公主的舅舅，他自然希望外甥女能顺风顺水，但他也清楚勋贵集团的顽固。这些人靠着祖辈的功绩坐享其成，早已习惯了特权，如今要他们让出利益，接受一个“外人”的领导，谈何容易。
“那我们怎么办？”常升问道，“总不能看着陛下和公主把勋贵们逼得太紧吧？”
徐辉祖笑了笑，“这不是逼，是筛选。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些愿意合作的，自然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要是冥顽不灵，李景隆就是下场。”他顿了顿，语气变得郑重，“我打算明天亲自去陈府拜访，你也遣世子去一趟。我们得让陛下和公主知道，勋贵里，不是所有人都像李景隆那样糊涂。”
常升犹豫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好，听你的。毕竟，公主也是我们常家的人，她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与李景隆交好、或是对陈景然心存不满的勋贵，也纷纷陷入了恐慌。成国公朱能的儿子朱勇，前几日还在私下里抱怨陈景然的漕运改革断了他的财路，如今听到李景隆被禁足的消息，吓得连夜把家里囤积的粮食低价卖给了漕运司。英国公张辅更是直接闭门谢客，连往日的酒肉朋友都不见了踪影。
整个南京城的勋贵圈子，在短短三天内完成了一次剧烈的分化。以徐辉祖、常升为代表的核心勋贵迅速向皇权靠拢，而那些边缘或顽固的勋贵，则彻底收敛了锋芒，陷入了沉默。
朝堂上的风波，陈景然并非没有察觉。这些天，他依旧每天准时到总务衙门上班，处理漕运司的公务，但明显能感觉到周围人态度的变化。以前那些对他冷嘲热讽的官员，如今见了他都点头哈腰，连说话都客气了几分。
这日傍晚，陈景然刚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准备回家，却被内务府的太监拦住了去路。
“陈大人留步，”太监笑容满面地躬身道，“陛下有请，让您即刻前往乾清宫见驾。”
陈景然心中一动，知道这必然与近日的风波有关。他定了定神，跟着太监穿过层层宫苑，来到了乾清宫。
乾清宫内，烛火通明。皇帝朱标正坐在龙椅上批阅奏折，见陈景然进来，放下手中的朱笔，指了指旁边的椅子：“景然来了，坐吧。”
“谢陛下。”陈景然躬身行礼，小心翼翼地坐下。
朱标看着他，目光温和却带着审视。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已在漕运改革中展现出惊人的才干和魄力。从疏浚河道到整顿漕规，再到推行“分段运输法”，每一件事都办得井井有条，让困扰大明多年的漕运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更难得的是，他身处风口浪尖，却始终保持着沉稳冷静，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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