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的位置蜿蜒而出，像一条干涸的河流，分叉，再分叉，最后消失在墙角。
他盯着那道裂缝，忽然觉得它很像中国的现状——表面上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但实际上已经裂开了，裂缝从中心向四周蔓延，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总有一天，会彻底碎掉。
他不能让它碎掉。这是他活着的意义。
他拿起桌上的毛笔，蘸了墨，在一张宣纸上写下四个字：“卧薪尝胆”。
他的字迹很端正，很用力，每一笔都像在刻石头，笔锋锐利，墨迹浓黑，像四条黑色的河流，在白色的纸上奔涌。
写完后，他把毛笔搁在砚台上，看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宣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站起来，走向门口。他的步伐很慢，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在丈量一段漫长的路。
他推开门，走进走廊。走廊里很暗，只有尽头一盏壁灯亮着，发出昏黄的光。
他的皮鞋踩在青砖上，声音空洞而悠远，像在空旷的大厅里敲响一座古老的钟。
走到卧室门口时，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书房的方向。
门开着，里面还亮着灯，桌上的地图还摊开着，茶杯还摆在那里，毛笔搁在砚台上，墨迹还没有干，在灯光下闪着湿润的光。
他站在那里，像在告别什么——也许是告别一个夜晚，也许是告别一种幻想，也许是告别那个相信时间在自己这边的自己。
他转过身，推开卧室的门，走了进去。
卧室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摆着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
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旁边放着一本翻开的书——是《曾文正公家书》，他已经读了很多遍，书页泛黄，边角卷曲，每一页都有铅笔做的记号。
书桌上摆着一张照片，是宋美龄的，穿着旗袍，微笑着，手里拿着一束花，背景是南京中山陵。
照片旁边放着一只怀表，是孙中山送给他的，表盖上刻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两行字，已经有些模糊了。
他走到床边，坐下来，脱下皮鞋。
皮鞋很紧，脱的时候费了些力气，袜子被汗水浸湿了，脚趾有些发白。他把皮鞋放在床脚，整齐地并拢，鞋尖朝外。
然后他拿起那本《曾文正公家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书签是一张旧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名字和头衔——“蒋中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他盯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几秒，然后把名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他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
页面上有一句话，他用铅笔在下面划了一道线：“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他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嘴唇无声地动着。读完后，他把书合上，放在枕头旁边，关了台灯。
黑暗中，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没有裂缝，这里的每一寸墙壁都是新粉刷的，洁白无瑕，像一张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纸。
但他知道，这张纸上很快就会写满字——也许是他写的，也许是别人写的，也许是子弹写的，也许是血写的。
他翻了个身，面对着墙壁。
墙壁上什么都没有，洁白，光滑，冷冰冰的。他伸出手，摸了摸墙壁，指尖触到冰凉的石灰，粗糙的质感像砂纸。他缩回手，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肩膀。
他闭上眼睛，试图入睡。
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像一锅煮沸的粥。
日本人的枪炮、张学良的电报、胡适的文章、共匪的根据地、地图上的红色箭头、总理的“博爱”二字、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棺材——所有的画面搅在一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像一台出了故障的放映机，把胶片倒来倒去，永远停不下来。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是民国十四年，他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有一天，周恩来——那时候还是他的政治部主任——来找他，谈了很久。
周恩来说：“校长，中国的未来，在于工农。只有依靠工农，才能救中国。”
他听了这话，笑了笑，说：“恩来，你的理想很好，但现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的问题，不是靠工农就能解决的。”
周恩来看着他，目光很深，很亮，像两颗星星。
他没有再看周恩来的眼睛，低下头，翻着桌上的文件。
后来，周恩来离开了黄埔，去了上海，去了南昌，去了井冈山，成了他的敌人。
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但他的脑海里，周恩来的眼睛还在看着他——很深，很亮，像两颗星星。
他闭上眼睛，试图把那双眼睛赶走，但它们不肯走，就那么亮着，亮在黑暗里，亮在他的脑海里，亮在他的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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